第一天晚上，宋厂长留在厂里，与孙建平一同守夜，还有孙书记也在一起。
孙书记说：“按照目前的形势，国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承包制会越来越得到重视。农田承包后，工厂是不是能够承包呢，这很难说啊！只是这工厂太值钱了，谁也承包不起啊！”
宋厂长说：“我与建平正讨论这事呢，象我们现在已经把生产线移到球山村了，就是这关系到底怎么处理呢？如果说承包吧，这是国家的资产，我们怎么能把它承包出去呢，显然是不行的，按照我们最初的想法，承包肯定不允许。”
“我也是这么想的！”孙书记说，“农田嘛，本来就是农民种着的；工厂嘛，本来就是工人生产的；现在主要是这些都是国家的。问题是，农田可以平平稳稳地交出公粮，可工厂呢，听说很多自已顾自已都没办法，没人敢去承包，再说国家现在也没这个政策。”
孙建平说：“宋厂长，这承包看来是行不通了。我是想啊，有什么法子，既能让这条生产线，能平平安安顺利地生产下去，不违反政策，不会被政府部门过问，事实上又可以让我们来组织生产，组织销售，大家又可以公平共享利润。”
在经历过一个时代的磨难之后，人们的痛苦记忆还没有消退。迈出了新的步子，总是瞻前顾后，生怕哪里做得不对，被兴师问罪。
虽然有了试验田的说法，有了政府部门的试验性支持，但是只要政策有所抵触，无论什么项目，都得拿下来，取消掉，这是最让人担心的。
如何把这种生产纳入原有的框架内，永远乘上政策的大船，不会走错路子，政策就是指南针，这是孙建平想要的，也是宋厂长与孙书记希望的。这好比在广袤原野河网里开船迷路的人，只要抱着指南针走，无论河道怎么绕弯与交错纵横，总会慢慢地到达目的地，找到出路。
孙建平忽然有一种想法，既然没有工厂承包的政策指南针，那就只能躲在原有工厂的壳里搞生产。这种生产模式，孙建平觉得它就象河里的珍珠，寄生在河蚌的壳里，慢慢地成长。既有壳的保护，又能吸收壳的资源不至于浪费。
当把这种想法告诉宋厂长时，孙书记在一边听着，也觉得有这么个道理。
宋厂长把中山装上衣口袋里的笔拨出来，又从左侧腰部大口袋里摸出小本子，认真地把孙建平的比喻给写下来：“壳，珍珠，生于其中更有价值，河蚌变得更值钱。”
孙书记又打了个比喻，说这个嘛，又象是果树嫁接，把柑嫁接到橘上，是不是成了柑橘。这个变得更甜更好吃了，果树还是那个果树嘛。
有了这么多的比喻，那弄到厂子上，怎么个做法，三个人都还是摇头。
孙建平说：“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嘛！累了一天，先睡吧！晚上再想想，大家一起想，总有办法的。”
宋厂长说：“机器都安装在这儿，都开始生产了，我哪能睡得着哦！还得弄个完整的方案，立马要向县里汇报的呢！到时被传话了，还拿不出方案，这不坏事嘛！”
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多，三个人还在讨论，想尽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与方法，都还是说不通。
孙书记索性把电灯拉黑，说：“夜长梦多，先做几个好梦再说！”
宋厂长也脱了衣服，躺下来睡觉。孙建平躺在竹床上，在黑暗中瞪着眼睛，看着看不见的天花板，继续想着要用什么名义借壳生产、纳税以及利润分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