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有述，“平戎万全阵”这玩意儿乃是当初宋太祖赵匡胤他弟弟宋太宗赵光义研究出来的所谓“阵图”，是专门用来指示前方的将军如何布阵打仗的。
而根据宋代史籍中所见，除了臣子歌颂“平戎万全阵”真牛逼、特牛逼的几句空话外，未见有其成效的记载，相关战例也透露出宋太宗御赐阵法无法用以实战的事实。
如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十月，就在第一次北伐幽州大败不久，辽军发动南攻，宋辽双方主力在满城对阵。宋太宗预先“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宋军按图布阵，各阵之间空隙颇大，“阵相去百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此“八阵之阵图”可视为“平戎万全阵”之前身。
当时领兵的将领赵延进认为“我师星布，其势悬绝”，主张改变阵形，“合而击之”。主帅崔翰不敢“擅改召旨”，后在赵延进等人主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才将军队改为前后二阵，“前后相副”，集中兵力出击，结果大获全胜。
不过，满城大捷虽然明明白白是将帅临阵灵活应变的结果，可是朝廷上下的相关人等还是心照不宣的把功劳都记在了赵光义的“赐阵图”上，开启了有宋一朝十分奇葩的“阵图战争”大时代。
当然了，宋太宗赵光义之所以要用阵图指挥前线作战，特别是推出“平戎万全阵”投入御辽战场，不仅没有成效，反而暴露出诸多问题，那么他为何在前线坚持实施，并成为一时影响甚大的作战阵法？
显然，这与创制者宋太宗本人及当时边防战略转变有密切的关系。赵匡胤建立宋朝后，致力包括收复幽云地区在内的统一事业。从有关当时各方面的文献记载看，宋太祖在将帅出征前虽有指示，但对于实际的用兵过程则一般不予干预。
通观宋太祖朝的战事活动，没有一次御赐阵法、阵图的纪录。如曹彬率军出征南唐时，宋太祖不仅赋予指挥大权，而且特赐尚方宝剑，“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
在征讨荆湖之役中，宋太祖心腹李处耘以枢密副使身份为都监，后因执行军纪与主帅慕容延钊发生矛盾，宋太祖为维护统帅权威，不得不将李处耘贬谪。而在河北、河东前线带兵的将领更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凡军中事皆得便宜”。
可见，宋太祖大致遵循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原则，并不热衷御赐阵法、阵图。《武经总要》前集卷七专门记录宋朝所制阵法，唯独没有宋太祖朝的阵法，作者这样解释：“恭惟艺祖皇帝以武德绥靖天下，于古兵法靡不该通。”此当为其不拘泥阵法的佐证。
而到了宋太宗赵光义的时代，这厮因为是通过篡位称帝，因此对臣下刻意防范，军事将领又是猜忌的主要对象。
他登基初宣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也是更多针对握兵的武将群体。
同时，宋太宗要求武臣的最主要标准，即在于循规顺从，所谓“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也就是说，对武将重服从，轻果敢。
清初学者王船山针对当时形势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幽州期间，发生了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对宋太宗刺激尤大。
从此，宋太宗进一步强化了抑制武将的决心和措施力度，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即对在外统军将帅加以严厉约束，并遥控军事行动。
而实施“将从中御”的具体手段主要有：以监军牵制主帅、使用阵图控制将帅以及派出走马承受公事随时汇报军情等等。其中预设阵法、阵图便是达到钳制将领的一项重要举措。所谓“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
唯其如此，将帅因无权变更计划，便难以擅自行动，更无力调动军队图谋不轨。然而尽管如此，肇始于宋太宗朝拘泥阵法、滥授阵图的陋习却为朝嗣君所沿袭，产生更为深远的消极影响。
不过，可别小看了宋人的指挥和创造力，虽然太宗朝的将领摊上了这么一个搞事情的皇帝是悲哀的，可此后的百余年，历朝的将领们也都通过在头上画圈圈的方式，找到了规避、对抗、改良、增强和变化各种御赐阵图的方法，其中对抗自然是最容易的选项，如王安石就曾对宋神宗说：“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才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
王安石的这话倒也明确，说白了就是：“你皇帝胡乱指挥，随便赐个阵图就敢指挥将领打仗，不管这阵图到底好不好，就怕将领们怕战败惹祸，肯定不敢答应给你干活啊！”
后来，宋仁宗朝的武将王德用更是直白的指出：“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并劝谏“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大臣晏殊也请求“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把宋仁宗怼得直接没有话好说。
到了宋英宗、宋神宗一直到赵佶朝，赐阵图这种事虽然也没少干，不过将领们也学得乖巧了，既然不能不用，我改还不成么？
所以，如今杨可世摆出来的“魔改版平戎万全阵”就是眼下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
却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