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套书的销售，在中国的全面铺开，余生这个名字也不胫而走。如今的余生，不再仅仅是电影导演，或者一个娱乐圈的大佬，而是一个既有钱，又有爱国心的顶级名人。无论是从作品，还是从影响力来看，如今的余生，都算是国内娱乐圈的第一人。
名气和老蒋都不相上下。而国内的报纸也对余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中国做过的事情，做了连篇累牍的详尽报道。从满世界撒网，为中国寻找证据，到后来的千人宣誓，再到找到约翰拉贝和明尼魏特琳的日记。
事无巨细，简直如同一部传奇大戏。
而中国人喜欢热闹的本性根深蒂固，余生的故事和八卦中，有他们喜欢的一切元素。所以，茶余饭后，这些底层的人讨论最多的，不是老蒋，而是余生。
当然，余生知道国人的秉性，所以，也无可奈何。任由众人评说去。只是，余生不会让其他同样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有所贡献的人的功绩埋没。所以，国内的许多报纸，在报道余生的同时，也报道了梅汝璈、向哲浚、裘劭恒等人。
虽然这些人都算是精英学霸，所学的法律和普通人的生活相去太远，远没有余大才子接地气。不过他们的事迹，也就此传扬开来。至少获得民众的敬重，在自己的履历上狠狠的添上一笔，是不成问题的。
而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贡献最大的，除了余生之外，不是向哲浚或者梅汝璈，而是裘劭恒。正是此人的寻访，找来了真实历史上的许多证人，包括尚德义、伍长德、罗伯特·威尔逊、约翰马吉等关键人物。
而此人虽然没有余大财主的财力，但是找到的有关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材料，加起来也有一尺多高。在真实历史上，全凭此人的努力。中国人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策划者松井石根的审讯中险胜。
而裘劭恒最主要的功绩，是说动了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整整八天。创下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
而说动溥仪出庭作证，并不容易。正如后世裘劭恒回忆说：“他（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
“他（溥仪）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一直被羁押在苏联伯力看守所的溥仪，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身后跟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为日本人入侵中国作证。
这一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旁听席和记者席上的黄牛票价，和余生出席时相等。溥仪出庭，轰动东京和世界。日本《朝日新闻》，形容溥仪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同样，溥仪也要走从直讯到反诘的这一作证程序。溥仪介绍自己说道：“我出生在北京，名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
随后。是直讯的主要内容，溥仪回忆自己的过往，以及日本人入侵中国的一系列事情：“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一九一一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
虽然溥仪是末代皇帝，但是，此时早已全无心气可言。此时老蒋当政，溥仪若不是狠拍老蒋的马屁。自觉后果堪忧。不过，美国人想听的，并不是溥仪拍老蒋的马屁，而是日本人如何谋划入侵中国。
所以，约瑟夫季南问溥仪道：“你退位后，为何要离开天津去满洲？”
溥仪说道：“（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上，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其实，溥仪离开天津，算得上是半推半就，完全没有他说的那么委屈。在水果炸弹事件的第二天，《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说水果炸弹事件，其实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
当然，溥仪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为的不仅仅是报复日本人对他的操纵，也是为了给自己曾经谋划的复辟，洗脱罪名。如果溥仪不极力否认他对复辟的主动，不极力给日本人添加罪责，那么，日本人入侵中国的罪行，责任就会由他一部分。或许，绞刑架上就会有他的位置。
当年，日本律师团的美国律师，曾经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一份，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件。上面印有溥仪的玉玺，并有郑孝胥的签名。信件所署日期为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
信件上写：“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邻，涂炭生灵……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
这封信件，便是溥仪曾想借助日本人之力，复辟清廷的明证。虽然溥仪极力否认，但是，在审判七年后，溥仪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承认，这份信件是真的。
所以，他在回忆与板垣征四郎，于一九三一年见面时，说板垣征四郎对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