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主要原因就是，日语中的汉字词汇和中国的汉语词汇，有许多是相通的。由于后世日本人比中国人早接受西方文化，所以，大量的西方词汇，在日本被转化为日语词汇，而这些日语词汇，又在后来，被转化为汉语词汇。
但是由于这种转化，是以日本原本的、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为基础的。所以，这些转化而来的词汇和汉语天生融合。本质相同。中国人拿来使用，根本就没有不适感，反而觉得翻译的很是贴切。
例如。现代日本人说：“今夜横浜中华街で夜ご饭。大変美味しかった。”翻译成中国文言文就是：“今夜横浜中华街夜饭，大美味。”翻译成伪中国语就是：“今夜横浜中华街夜饭、大変美味”。变成现代汉语的意思，就是：“今晚在横滨中华街吃饭，非常好吃。”
再比如，现代日语中的：“あなたは明日どこに行きますか？”翻译过来。就是：“你明天去哪里？”写成伪中国语就是：“贵方明日何処行？”变成中国古代文言文，就是：“贵方明日何处行？”
由此可见，阻拦伪中国语在中国盛行如日本的，不是日语，而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放弃的、曾经作为亚洲文化圈官方书面语言的文言文。所幸，现代汉语白话文也是在文言文的基础上诞生的。只要中国学生多学两个月文言文，顺畅的理解伪中国语便毫无问题。
正因为伪中国语有这种普适性。所以，余生在学校中，准备推行给日本人的。就是这种能被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理解和接受的伪中国语。
在青小艺将手下十几个即会汉语也会日语的女子教给余生培训时，余生对这些女子道：“我找大家来，是想请诸位协力，编辑一本教材。这些教材选取的文章内容可以简单随意，以其他日语教材为蓝本改编也可以。这些都不重要。只要符合盟军反对军国主义的意思即可。”
“但是，有五条规则，是在编写的时候要注意的。第一，我知道日语之中，许多词汇既可以写成汉字，也可以写成假名。在咱们这本教材中。所有能写成汉字的日语词汇，都要用汉字代替。至于假名，可以用小字标注，作为拼音存在。”
“第二。说一句话，可以同时使用多个词汇组成。在编写教材的时候，能使用汉字词汇构成句子的，就一定要使用汉字词汇。”
“第三，我知道日语之中，有很多用谐音汉字表记的假名。这些假名。统统都要用汉字书写。”
“第四，日本语中有许多外来词汇，大部分是欧美词汇。这些词汇虽然读音和汉语不同，但是也有意义相近的汉字和汉字词汇。这些词汇不再用片假名书写，统统用汉字代替！”
“第五，如果有日文中独有，而汉字中没有的语意和词汇，请重新用汉字词汇对其进行表述。不再用日语的专用词汇。”
这些女子虽然不明白余生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也纷纷照办。一部教材的编写，说难也难，说容易也是很容易。对于这十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女子而言，一部教导小学生的教材，只用了月余时间，便编了出来。
余生翻看着与中国的文言文有七八成相似的教材，心中暗喜。知道自己的计划，至少成功了一半。在这部教材中，日本人千年以来发明的假名，已经沦落成为一套拼音。
而经过梳理，余生也发现，日语词汇中，真正由日本人自己创造出的，和其他文明不同的词汇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大量的词汇，不是借用汉语，就是用假名模拟英语。
当一切考证、还原成本来面目，日语几乎趋于消解。
由于余生的关系，这部教材很快通过了美国人的审核。并将其作为范本，毕竟，这部教材对日语的考证极为详细。并且，并无一点宣扬天皇如何如何的内容。
而此时，大阪商团也已经买下了一处断壁残垣遍地却面积广大的地皮，开始了学校的建设。在学校建设进入正轨时，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也开始了。
由于梅汝璈和向哲浚的运作，和余生本身的影响力。余生顺利成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庭作证。
出庭作证这件事情看起来天经地义，余生毕竟是从日本人的围堵中逃出来的。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却很困难。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讯的每个阶段或每个部分开始之前，诉讼双方必须把他们在本阶段，或本部分中所拟邀请出庭的证人的名单及理由送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庭予以审查和批准。
在批准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向被批准出庭的证人，发出传票或通知书。传票上会写明，在审讯某一阶段中和大约什么日期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原则上对出庭作证的人员名单很是宽大，一般只要提请，就会被批准，很少有拒绝的事情发生。但是，余生和余生请来的近千名证人，在被向哲浚将名单提交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仍然引起了争议。
毕竟，证人的数量实在是有些多。如果余生不出现，真实历史上，出庭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的证人数量，也不过只有十几个而已。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是否允许这么多证人出庭作证，很是迟疑。
最后，还是梅汝璈拍了一通桌子，这张出庭作证的名单才得以最后通过。
“我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