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领导汇报，是件很难把握分寸的事。特别是不熟悉领导性格的汇报，每一句话，都将暗藏玄机。
陈省长个子高大，相貌和蔼。下巴刮得精光，隐隐泛着一层青茬。他的一双眼睛不大，却神光透露，似乎随时能洞察别人。让人丝毫不敢隐晦，亦不敢浮躁。
陈省长穿着也很简单，一件灰色的宽大夹克衫，一条黑色裤子，脚下一双沾有些许灰尘的黑色皮鞋。站在人群中，恍如邻家老头一般普通。
“过来坐。”他再次朝我招手。
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中年汉子，赶紧起身，让出一张椅子出来。
我迟疑着不敢过去，第一次与这么大的领导见面，不能孟浪，不能忘乎所以。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这一屋子的人，人人的职位都比我高。即便没有职位的，也比我有钱，比如刘密斯。
陈省长看我迟疑着不过去，爽朗的笑声笑起来，拍着身边的空椅子说：“怎么，怕我吃了你么？”
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我表舅笑得很矜持，刘启蒙脸上的皮动了动。只有黄微微，笑得含蓄，但却能给我传递一股能量，让我的脚，不由自主地朝陈省长移动。
我侧着屁股坐下，不敢直视陈省长。心里却在盘算，我要从什么地方说起。
要说春山县的一本帐，在我肚子里已经是滚瓜烂熟。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县长后，我对春山县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春山县的家底子薄，就好像苏西与其他乡镇比一样，春山县在整个衡岳市，也是垫底的县。解放后，春山县作为革命老区，根正苗红，经济上却是一穷二白。国家为了照顾，给了一顶贫困县的帽子。
千万不可小看这顶帽子，名声上虽然不好听，却能得到实惠。单说税收这些不用跟发达县一样缴纳，就凭着每年国家拨下来的各种款项，也能让很多人眼红。
这顶帽子在关培山上任后坚决摘了，摘了贫困县的帽子，并不是说经济有了起色，而是关培山觉得戴着这顶帽子，走出去总觉得矮人几分，腰杆子不粗。
关于摘帽子的问题，关培山与刘启蒙有过几次正面的冲突。刘启蒙是坚决反对摘帽子的人，按他的说法，春山县现在还在韬光养晦的时期，应该再过几年，等到老百姓口袋里真有银子的时候再摘不迟。
关培山反对说，春山县的经济逐步发展起来了，应该要给国家减轻负担。关培山的理由就是春山县这几年来，房地产发展迅速，城市改造日新月异，再戴着这么一顶帽子，会让别人戳着脊梁骨骂人。
房地产的发展，就是关培山引进来的梁天行老板。关培山给地，梁天行出钱，仿佛是**之间，春山县就显露出一座新城的态势。
两个人相持不下，毕竟关培山是书记，是当家人，一言九鼎。刘启蒙纵有千般理由，万般委屈，也无法动邑培山的态度，最终春山县贫困县的帽子，在我来的第二年，就无比欢欣鼓舞的摘下来了。
而这些故事，都是我来县政府工作后，魏延一点一滴告诉我的。
春山县过去也有很多的工业，比如氮肥厂、机械厂、轴承厂，其中最大的氮肥厂，有职工几千人，出产的氮肥，占了衡岳地区半壁江山。到后来农资政策放开了，国外的化肥涌进来，春山县氮肥厂生产出来的肥料，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刘启蒙带队到处去推销。无奈产品质量太差，之前之所以能占半壁江山，是因为没有比较。现在已比较下来，春山县生产的肥料，即便比过去再低上一半的价格，也无人问津。
如此两年后，氮肥厂再没卖出去一包。仓库里堆满了货，没办法，只好偃旗息鼓，寿终正寝。
化肥卖不出去，工资就发不出来。氮肥厂的领导没办法，只好拿化肥抵工资。
氮肥厂的职工里，有一半的人是半边户。没有了工资收入，还能回到乡里。有些人领到了化肥，刚好家里养了鱼的，就把化肥倒进池塘里喂鱼。到了年底，满池塘的鱼，肥头大耳，腰宽体阔，滋润得很。
这个歪打正着的做法，差点让氮肥厂起死回生。可惜这化肥养的鱼，吃起来寡淡无味，一条鱼下到锅里煮，捞出来往往是肉与刺分离。且不论怎么吃，总觉得有一股化肥的味道。
春山县的龙头企业，除了氮肥厂，再无二家。
氮肥厂关门大吉后，春山县几乎不再有工业。
虽然春山县是农业县，但一个县缺少了工业基础，却是无论如何也富不起来。
虽然是个农业县，农业的基础也不见得比别的地方好。春山县地处深山，除了山，没有多少良田，解放初期修起来的灌溉系统，在承包责任制后，也基本荒芜了。
有人说，有山也不错。靠山吃山。可惜春山县的山，大多是风化岩，山上长不了树，只能长些灌木一类的植物。
全县唯一称得上森林的地方，就是盘小芹老家所在的。这几年也砍伐得厉害，拒抓了几个人，但还是没能制止继续偷伐的现实。
这一本本的帐，让我在初上任时，日夜难安。
旁边的陈省长还在等我汇报，一屋子的人，鸦雀无声。
我理了理思绪，想好了该如何汇报。正要开口，刘启蒙先说话了：“陈副县长，你好好的汇报。”
我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眼光看过去，刘启蒙还是面无表情。
坐在他旁边的余县长，仿佛屁股底下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