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西乡是湘南地区最闭塞的地区。向南与陈州接壤，向西与雍州相邻，东临江西地界，北接县城春山。
全乡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四条路，都是泥沙路，石拱桥。
路上宽容一车通过，路面坑洼不平，除了拖拉机，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望路兴叹。
苏西乡与春山县城相隔五十多里，而且全是山路。
苏西乡是春山县最后没通电的乡。没通上电，除了施工困难，还有苏西乡的财力不敢承受之重。据电力部门测算，单是架设电杆一项，基本就可耗空苏西乡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乡政府坐落在一条极目辽阔的陇上，由几栋五十年代的建筑组成。红砖红瓦，树影疏离。陇中一条小溪，常年清流不息。小溪上架一座石拱桥，连接乡政府唯一的一条通往山外的石子路。
小溪边有一栋低矮的青砖建筑，是县供销社的代销点。
石拱桥过来，一块草坪大约有三五亩地宽。草坪的周边，种着白杨，间隔着几株苦楝树。草坪靠山边，凭空砌一道三米高的高台。高台上，又是一块小坪。布局着两个几何形花坛。花坛里生长着茂盛的月季，花坛边，高大的玉兰花树，翠绿如油。
沿着小坪，是一栋三层红砖楼，长约百米，气势恢弘。此处便是苏西乡行政中心。主楼左边是礼堂，能坐千人，门头上和两边还刻着伟大导师的训导。右边是乡政府的食堂，食堂楼上是乡财政所。
一根竹管，从山壁山延伸下来。竹管里流着从山上接下来的泉水，叮叮当当的注入老王的水缸。水缸满了，就从缸边溢出来，在地上汇流成一条小溪，流回到门前的小溪里去。
我的宿舍在礼堂的后边，一栋单独的两层小楼。楼板是木的，走起来吱吱呀呀作响。
乡政府左边半里地，是乡中学，右边半里地，是村小学。
除了这些，整个乡政府周围，再也看不到一户人家。石桥边的供销社代销点里，买些廉价的香烟火柴和肥皂，最大的买卖就是煤油和蜡烛。兼营一些布匹，以白布和红布两色为主。
代销点里还有一个营生，就是经营化肥和尿素。卖东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满脸的皱褶，却喜欢穿得大红大绿。她走路喜欢扭着水桶一样的腰，说话故意咬着普通话的尾巴，这些让乡民们很不耻。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代销点里，有着除食堂以外的唯一的人间烟火。
有人告诉我说，老妇人的老公原来是供销社的一个主任。苏西乡的代销点里原来还有一个面相姣好的女销货员。老妇人的老公在某个夜里摸到了女售货员的**上，老妇人大怒，拿着菜刀追了半条陇。结果把老公和女售货员追得无影无踪，从此就失去了消息。
代销点旁边有间小屋，是乡邮政所。邮政所里只有一个老得快走不动路的老邮政员，每三天收发一次县城发来的报刊杂志和信件。
诸如此类，这些就是苏西乡的全部，简单、简朴。
我的宿舍下边有一条小路，蜿蜒着伸向山里。打开窗户，我就能看到巍峨的大山和小路上蜿蜒的人。
山里没电，睡得早。这个习惯让我习惯了很久。
睡得早，起得就早。每日天刚泛白，我窗户下的小路上就开始有着咭咭哝哝的声音。
推窗一看，乡民们或牵着牛，或荷着锄，轻声说着天气，慢条斯理地去做一天的营生。
看到我，都会抬起头打着招呼。
乡民过后，就是乡中学走读的学生，带着一罐饭，一路打闹着，早起去上学。
最后来的就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他们看到我，都会尖笑着朝我拍手。有顽皮的小子还会冲着我的窗户，掏出幸伙快活的撒泡尿。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依在窗户边，微笑着看他们如同鸟儿一样的欢畅。
小路上人静了，我就会洗脸漱口，有时候我会打开煤油炉，煮一碗面条做早餐。更多的时候我是空着肚子去办公室，等着中午食堂老王开饭的钟声。
日子就这样安静地过，我的社教工作几乎没有展开。我不知道社教应该要做什么，从来没有人来指导我。仿佛我就是遗落下来的一片叶子，随着岁月的沧桑，自生自灭。
柳权书记曾经给我说，社教是五十年代的事。现在九十年代了，好像有回到历史的感觉。
关于社教，同我来春山县的一共有四个人，三个在城关镇。只有我，来到遥远的苏西乡。
我见过另外三个同来搞社教的人。他们都在城关镇，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两个酗子一个姑娘。
据说他们来自市委机关，身上有着大机关人的优越与自豪。我与他们比，简直就是个土包子，于是每想到此，心里就会滋生一种强烈的自卑。
我是喧关里出来的人，我之前连个正当身份都没有。所谓的身份，就是我连党员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机关人员。在严格一点，我还不是正式的行政编制人员。因此我不属于体制内的人。
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答应来苏西，除了我回天无力，还有一个让我心动的东西。我的领导说，只要我来苏西，立马解决我的行政编制，让我不再是仰人鼻息的二等公民。
如今这一切，都已水到渠成。我不但是正式的体制内干部，头山还戴着个苏西乡党政办秘书的帽子。
城关镇的三个社教干部打电话让我去聚会，我正无聊，收拾一下就兴致勃勃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