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购买飞机的事情是当时任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主任，挂中将军衔的宋美琳负责的，在向美国飞机制造商谈单子的时候，有人对宋美琳说：“现在飞机更新换代的太快，现在买了，很快要落后，不如先把这些钱存起来，等战争爆发时再买。”宋美琳觉得有道理，就把这些钱大部分存到了纽约中国银行的账户上，而这些钱很大部分被她私下里划到了自己的名下。
上行下效，在购买回来为姜分首先用来剿工，其次用来抗战的飞机中，很多也是缩水版的面子活，这些飞机的具体经手者就是孔二小姐孔令俊，在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讨价还价时，这位二小姐居然能把每架十万美元的飞机硬压到八万美元，美国老板当然也不客气，把飞机发动机的功率从一千马力降到了八百马力。而这每架两万美元的差价，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
对于这件事情，姜分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派人调查当时的经手人和飞机的保管人，结果发现，当时中国空军的绝大部分飞机上，都有着“oct1928（一九二八年出厂）”的字样，得知此事后，姜分给戴笠签发了密令，将全部飞机机库保管人员杀人灭口。
这一时空，孔二小姐还是将这件事做了，只不过时间提前了一年而已。
在后世孔二小姐成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得以善终。但在这一时空嘛，孔二小姐怕是得不了善终了。
孔令侃是孔祥西和宋霭琳的大儿子。和孔二小姐相比，这位更是胆大包天，简直就是挖自家墙角的专业人才。
在后世，一九四八年八月，姜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东国党政府又进行了所谓的“币制改革”，即废除法币起用金圆券。金圆券刚发行的两个月里，东国党统治区的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很快便出现了和法币同样的命运。由于东国党政权的**，由于在军事上的失利，金圆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东国党统治区的物价便像钱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飞涨起来，于是想靠“币制改革”挽救东国党经济危机的计划破产了。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反应最为激烈。资本家一看金圆券贬值如同脱僵的野马，纷纷囤积物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更看出这又是一次发财暴富的良机，便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用外汇在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后，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在上海囤积，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他们还自备了一艘六千吨的轮船，来往上海武汉之间。大量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囤积起来，准备高价出售。
于是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一队队市民揣着一叠叠崭新的金圆券，就是买不着需要的东西。粮店大都关门，百货店和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人们瞪着发绿的眼睛四处张望。而那些官吏豪门们，却依旧花天酒地，等着物价进一步上涨就可坐收厚利。
消息传到南京，姜分急了。近几个月来，东国党军队在军事上节节失利，不仅毫无进攻能力，反而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大中城市不敢轻易出击。姜分的脾气也随着南京夏季的气温不断升高而火气越来越大。听说上海又有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闹得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他怎能不火顶脑门儿。
姜分把电话打到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家里，告诉他要立即进行干预，动员全部警力查办投机商，坚决平抑物价。
宣铁吾不敢怠慢，立即亲自布置调查，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凡是在上海能囤积居奇的，个个都是大腕，人人都有后台。而闹得最欢的，就是青帮头子杜月生的儿子杜维屏和扬子公司总经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宣铁吾左思右想，几天吃不香睡不着。如果不执行姜分的命令，乌纱难保。如果执行了又势必得罪杜月生和孔令侃。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年头他谁也得罪不起。于是他以身体欠佳为由，向姜分写了个辞职报告，请求免去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之职。
姜分一看报告就知道宣铁吾在耍滑头。可现在，谁能搬动那些大官呢？于是他想到了姜经国。
姜经国被叫来了。姜分坐在藤椅上微闻双目，像一尊泥菩萨。姜经国以为姜分是为军事上的失利而闷闷不乐，就说：“爸爸，你让我去试试。给我二十个师，二十个坦克团，由我亲自指挥。”姜分一听就烦，又夸什么海口，什么二十个师、二十个坦克团，你知道装备这些部队要多少钱。现在的军费开支已超过二十万亿法币，而全年财政收入还不足二十万亿。他缓了口气对姜经国说：“前线的事你就别管了，你马上到上海去一趟，那里已经乱了套。”
姜经国知道了上海的情况后，觉得责任重大，心里也没多少底。于是他在去上海前给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风打了个电话。毛人风便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大队改为经济检查大队，受姜经国直接指挥。
此时，姜分也电告宣铁吾辞职不准，已派姜经国去上海，共同执行查处任务。
姜经国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便来到上海，在外滩的中/央银行三楼安营扎寨。旋即姜经国向上海金融和商界明确宣布，他这次来，是奉姜分之命来整顿经济秩序，平抑物价并查办投机商的。他不打苍蝇，专打老虎。
最初，杜维屏和孔令侃并没把姜经国放在眼里，像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