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禹又将义均封至商洛，义均接旨，只得告别族人，扶老携幼、拖家带口从河南虞城迁往商洛异路仕途。
这商洛西邻古都西安，东瞰南阳盆地，北接八百里秦川，南带江汉平原，当时虽然贫瘠，却也是个不错的地方。义均迁至商洛，一面建衙立署，以五典等治理万民；一面躬耕陇亩，发展农业生产；一面积极发明创造；商洛在义均的英明治理下，生产日益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好转。
舜帝的另几个儿子则留在虞城开枝散叶阿凡达驰骋美职篮。后来大举向南、北、东方迁徙，另外还有许多部落则与夏族融合成为华夏族的主干。
商均死后，后人将他葬在商洛城外，从其陵墓看，他很受人爱戴，其陵虽经多年雨水冲刷，仍然高若山岭，解放前，其墓前还立有历代封史的碑刻，香火不断。据利民镇一些老人回忆，解放前，商均墓旁曾有亩树林，但后来都被破坏了。
商均在商洛生子箕伯，这箕伯便是大唐御赐义门陈氏十一世祖—阄—
商均子箕伯，义门十一世。
事迹已无闻，惟有留名字。
箕伯生子名强余，这强余便是大唐御赐义门陈氏十二世祖——哦、
箕伯子强余，义门十二世。
袭职承父荫，商洛因大治。
不表箕伯子强余生子名谁，却说大禹因避商均出走被群臣劝进即位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地位与权力，逐步实现了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过渡，实现了传位于子的目的。
其一，杀一儆百，令天下诸侯听命于已。大禹通过治理不用治理也会平定的水，取得了朝廷大臣、各路诸侯、各氏族部落酋长的信任与支持。大禹被舜帝选定为帝位继承人，也是他们共同支持的结果。同时，通过皋陶运用刑罚手段，镇压反对大禹的人。这些措施，有效地维护了大禹的地位与权力，使大禹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王”。但是，即使如此，大禹还是感到不够，还有必要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权力。
于是，大禹在登天子之位以后的第八年，在今浙江会稽召开诸侯大会。全国各地诸侯纷纷前来参加大会，而且是按规定时间来到会稽的，只有一个诸侯防风氏没有按规定的时间赶到。在计功封赏和庆功会结束时，防风氏才姗姗来迟。防风氏的族居地就在距会稽不远的地方，即今浙江德清一带。防风氏生得高大健壮，经常恃其有勇而欺凌其他部落，在越人中是一个势力比较强大的部落。他们原来已经表示臣服于夏，但在心里又有所不服。大禹在会稽召开诸侯大会，他本可以先于其他诸侯去朝见大禹，但他却故意迟到。大禹一怒之下，就将防风氏杀掉了。大禹为什么要杀防风氏？是因为防风氏犯下了不赦之罪？没有。他仅仅是开会迟到而已。大禹把防风氏处死，是杀鸡给猴子看，让各路诸侯认清形势，看到不按大禹意志办事、不听从大禹命令的下场。
其二，强化中央财权，集中天下赋税。为了维护越来越庞大的公共机构的正常运转，需要越来越多的财力作保障。从舜帝时期开始，国家的赋税制度逐步建立。到《禹贡》的出现，这种古代赋税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随着赋税制度的建立与逐步完善，督促各路诸侯如期如数上交赋税，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大禹在会稽召开诸侯大会，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与各路诸侯核对上交夏国中央的税金。参加这次大会的诸侯人数很多，数以万计。可见当时向大禹纳贡和交税的数目之大。这样巨大数额的贡赋，是前所未有的。有了这样数额巨大的贡赋，才真正有了中央之国的权威。也正是由于有这样数额巨大的贡赋，才有了建立家天下国家制度的需要和动力。这大概也是大禹传位于子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大禹正是通过完善贡赋制度，强化贡赋管理，积聚起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为建立起家天下的国家机器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传位于子创造条件。大禹继天子之位以后，也将皋陶选定为帝位继承人。然而皋陶与大禹年纪一样大，而且还先于大禹逝世。皋陶逝世后，大禹又将舜帝的女婿益选定为帝位继承人。但是，大禹将儿子启的亲信安插到益的身边，为启培植势力。同时，暗中支持启训练军队。这样，大禹去世时，益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支持。诸侯都去朝见启而不朝见益。在这种情况下，益只好乖乖地躲避到箕山（今河南登封东南）去了，眼睁睁地看着启登上天子之位。
大禹死后，安葬在当时召开诸侯大会的会稽山的岩洞里。益为大禹守孝三年后，就隐居去了。启顺利地登上了天子之位。启继帝位后，由于他有一支势力强大的军队，因此并没有遭到来自各路诸侯的强烈反对，倒是与启近亲的有扈氏起来反对启继帝位。于是，启在一个叫甘的地方誓师，发表了一个**裸的充满杀气的战争动员令：
诸位将士，我现在向你们发布以下命令：有扈氏糟蹋“五行”，放弃“三正”，倒行逆施，因此上天要剿灭他们。现在，我奉上天之命去惩罚他们。战车左边的甲士如果不勇敢地攻击左边的敌人，你们就是不执行命令。战车右边的甲士如果不攻击右边的敌人，你们就是不执行命令。驾驶战车甲士如果不懂得驾驭战马的技术，不能使马按预定路线走，你们就是不执行命令。凡是坚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