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副所长反映过说他不吃不喝靠人灌。手上戴铐，双手浮肿，脚戴镣铐，双脚也浮肿，袜子脱不下来，扯烂才脱下来。嘴唇是烂的，屁-股和背上有伤疤也烂了，臭气熏人，在床上被捆着屎尿拉下也臭，脸色煞白，像是病重。
“后来被送到人民医院抢救……
“他在受难的同时，他父亲则开始饱尝救子不能的精神煎熬，他的家人说，‘我们怎么能接受？他到底犯了多大的罪？’这样的事县里不给解决，他家人就一次次找市委**，市委呢？唉！”
“据介绍，这个人1981年出生，xxxx年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秋天开始为新建村小学校舍问题逐级投书**告状，成了当地有名的**户。
这样的人，他能危害社会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地**甚至以恶作剧泄愤？据后来报道，原村小学校舍确实令人后怕，不足40平方米的两间土坯房教室破败如此：内外四周墙脚风化剥落，最深处达10多公分；盖瓦残缺，屋梁老化屋顶呈现倾斜。
‘平时还行，只要下雨，学校就得停课。
一方面是漏雨漏得厉害，另一方面土墙受雨水浸泡后容易倒塌，怕砸了孩子。’学校的一位老师忧虑地说。
都说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人被打残废了，学校还是那个样子，人家找到你市委，找你市委书记罗守道，你不该给人家一个说法，给人家一个公道么？没有。
罗书记没有时间管这些小事。他下面的那些部门也管不了，没人管，每天该喝茶还喝茶，该怎样还怎样。我听了这事，却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心在流血……”
“后来我特意去了那个小山村采访，准备以此为素材写篇小说。老村支书说，‘教室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了，从xxxx年村里500多人人均集了45元钱，但教室盖了几年也盖不起来。’集了资没盖起教室，群众有意见，后来**的那个小青年表现尤为突出，从xxxx年起，他隔三岔五地跑上级，怕上级不相信，还要村民在他写的**材料上按手印，他好像迷上了这事，花掉了不少冤枉钱，可县教育局每次来检查，都说学校的房子没达到危房等级。
显然，人家没把**当回事。教室墙上至今还保留着的唯一的一张宣传画，是歌德的头像和他的语录：‘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多么大的讽刺啊！”
“不错，我就想犯罪。”
“小说是写不下去了。我编造这些故事有什么用呢？我给以前的战友打电话，我选择了吴荣贵和向左志，这两个人在部队时只是认识，并没有特别的交往，复员后只知道他们被分配在市矿山机械厂工作，后来都下了岗，曾经跟着其他一百多名战友到市委门前静坐后，要求见市委书记罗守道，要求上班和吃饭。
那种情景我听说过，也亲眼见过，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选择他们，主要是他们跟我一样都是离婚的，没有老婆孩子，其中吴荣贵连父母都没有，只他一个人生活。
开始找他们，只是想问问情况，听听他们的故事，并没有真的想犯罪，更没有想到要杀人，杀市委书记——我以前的恩人罗守道。
唉！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也说不清……他们也跟我一样，对许多事困惑不解，气愤不平，他们希望把赵吉林也找来，我没有同意。
潜意识里，也许那时候我已经有了犯罪——犯大罪的打算，之前，我已经彻底跟妻子、女儿她们脱离了关系，让她们离开滨江，她们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我考虑到赵吉林跟我们几人不同，他有家有老婆孩子，日子过得也不错，如果不是遭到那么沉重打击和陷害，后来一次又一次**告状把农业都折腾得差不多了，本来可以继续过平平安安、无忧无虑的日子。
尽管如此，我也不想让他参加，再搅和进来。
※我自己呢？辞职后并没有想到犯罪，只想一个人安宁生活，自由自在地写点东西，因为我调查黑社会的事和受到‘七哥’威胁之后我就意识到，有种危险一直在我身边转悠，我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反正我不想让我深爱的人们、我的前妻和孩子因此受到伤害……
我是很爱我妻子和孩子的，真的，我爱她们。
但我没有办法保护她们，还是让她们远离为好。当我听吴荣贵和向左志告诉我，他们手里有枪，而且告诉我六年前金矿那桩打死警察抢枪的事就是他们干的时候，我非但没有害怕，也许……我也说不清，也许就是那一瞬间我才真正产生了犯罪的念头？谁知道呢？”
说到这里，程贵阳的眼神里显出一种迷离和痛苦交错的东西。他停下了，不说了，仿佛在回忆事情的经过，也好像在强迫自己总结这一犯罪思想根源。
柳雅致、刘海洋和张铁山几个人全都望着他，小小的审讯室里有一种奇怪的气氛，令人感到心头压抑。
“还是不说这些，我就直接说说那天发生的事。”
最后，程贵阳低哑着嗓子有些困难地说道。
“那天……”
程贵阳深深地吸了口气。程贵阳说，行动前他们特意听了头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知道第二天下午有暴雨。
这几个当过兵的人知道这样的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