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廖涛也都不能直接开口说话了，毕竟他自己都吃了所谓的“嗟来之食”，那他凭什么要逼迫别人去遵守这个不吃“嗟来之食”的规矩？所以想要别人做到，那必须要自己也都首先做到，不能够弄什么双重标准。而这个也都是儒家的经典之一，你必须要自己做到，才能够去要求别人做到啊！如果自己做不到，那你凭什么去要求别人做到，这个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廖涛说百姓教化重要过百姓民生，这个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了。如果民生都没有了，那还说什么更高级的标准？而张超也都很现实的明的名言，也就是那句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名言，这个让人无法反驳。
如果谁要是逼迫百姓在吃不饱穿不暖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去遵守所谓的道德，张超马上也就能够喷到他一脸口水，所以这个肯定行不通。所以张超的论点也就是物质文明决定了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张主事，我想为官首先要重视品德，而你这个考成法无法能够考核官吏的品德，那你又如何能够说明他能够胜任这个官职呢？为官首先重视品德，而不是重视什么能力，只要品德好了，那一切都是可行的。而品德不好，那能力再强，也都无法能够上辅佐社稷，下安定黎民百姓。所以，这个考成法不能够考核官吏的品德，所以不能作为依据。”一个官员出来回答道。
“请问您是何人，官居何职？”张超再次问道。
那个大概三十多岁的人主动说：“我是侍御史赵峰！”
侍御史也就是御史台里面负责纠察的官员，而侍御史负责弹劾官员，如果那个官员违法了那也就是由他来弹劾，不过他却没有处置权。不过古代所谓的御史，明显也就是皇帝或者宰相养的一条狗，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出来咬人，或者是用来朝廷大派系斗争打前哨战的。这个也就是古代的监察制度的问题，古代的所谓监察制度，其实也就是专门作为皇帝收拾不合心意的臣子的一个工具，或者是用来在那些派系斗争之前，用来告状，然后打一个前哨战的人。这种古代的监察御史，真正能够作为监督检查的作用太少了。
不过这个家伙居然以考成法的漏洞品德问题作为抨击对象，这个却马上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因为古代人都认为当官应该首选品德优异的人来当官，而品德不行的官员能力再好也都不能够任职。这个也就是所谓古今差别的原因，古代重视品德，而轻视能力。而后世人重视能力，而要求的是守法。这个其实也就是两种思想的不同，而这里面最大的区别也就是人治和法治的区别。
古代的情况是人治，而一个人的品德对于一个地方的百姓，甚至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是无穷大的。一个人的品德如果好，那一定能够影响很多人，然后让国家向好的方向转变。可是如果一个恶劣的人为官，那肯定能让国家政府变得乌烟瘴气，然后大家也都无法能够安心执政。而古代的人治思想之下，国家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那都是要从皇帝还有高官的品德上面找原因，根本不会从制度上找原因。
所以这个也就是古代坑爹的地方，因为古代是人治社会。可是后世已经无限接近于法治社会了，法治社会他不会对你品德考核太多，因为品德这个玩意根本没有办法考核出来的。也许有些人外表衣冠楚楚，可是背后却都是一堆男盗女.娼，这样可真的是让人无语的结果。所以品德这个玩意，并不可靠，也都无法能够考核出来。而后世是以法律为准绳，只要你守法，那你就是一个好官员。而法律是大家百姓互相妥协制定的，这样也就是间接的对百姓负责了。所以这个也就是古代人的人治思维，和张超后世人的法治思维的一次冲突。
“皇上，大家也许都认为这个品德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那我想要用一首诗来回答！”张超说道。
“哦？用诗句来回答，那请你说吧！朕也想要听听，你能够做出什么诗句？”李渊说道。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听到了张超念出来的这首诗，而大家也都沉默了，而李渊也都是沉默了。因为这首诗很好的回答了各位大臣的一个问题，那也就是品德方面的问题，而品德这个玩意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检验出来。而张超盗用的这首白居易的诗句，其实也就是在说明品德判断的不易，而判断一个人的品德必须要用长期的时间来检验，而不能够通过所谓的迷信或者是什么特殊手段来判断，只能沟通过时间。而这首诗还举出了两个例子，那也就是周公和王莽。周公是上古先秦西周时期著名的辅政大臣，而他辅佐自己侄儿当天子，而大权独揽。当时很多人都流传着周公是奸臣是叛逆，是篡位的人，可是后来却证明他是一个大忠臣啊！
可是王莽正好相反，王莽在篡位之前也就是一个正人君子的模样，根本看不出他有篡位的迹象。可是他真正掌握了大权，那他也就毫不客气的篡位了，这个也就是王莽谦恭未篡时的例子。假如当年这两个人死得早，那他们两个人的名声恐怕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忠臣成为大奸臣，大奸臣成为了大忠臣，这个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讽刺啊！而这两个例子也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