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沈母的爹娘将自家的酒楼经营的十分红火的时候，与当地一家姓孙的大户人家来往很是密切，那家的一切酒席几乎都是沈家一手操办的。就在沈母十八岁那年，孙家有一个远房亲戚前来投靠，姓孙名敬安，二十出头，是个穷秀才，听说家里闹了饥荒，父母双亡，无奈之下才来孙家讨口饭吃。
当时的孙家刚好遭了大难，连自家生计都捉襟见肘，哪里还顾得上一个连面都不曾见过的穷亲戚，虽然碍着脸面没有将人直接赶走，也只是等着他自己知难而退罢了。
家里虽然衰败了，可奢侈惯了的人，怎么吃的了粗茶淡饭，于是便靠着以往的交情，隔三差五地让沈母的娘登门做一些饭菜，沈家厚道，不仅仍像以往那般恭敬，还自带食材，使得门前冷落的孙家很是感激。
见沈母的娘和善，被冷落的孙敬安每回都要去厨房讨些热饭吃，一来二往，便熟识了起来。沈母的娘见他谈吐文雅，礼数周到，又有功名在身，虽然一时困顿，可俗话说：“莫欺少年穷”，只要人肯上进，总是不会差的，于是便动了心思。
她与孙家一提，显然正中了他们的下怀，既解决了一个累赘，又和沈家的关系更近了一步，于是不多久，孙敬安便与沈母成了亲，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刚开始，孙敬安倒是俘获了沈家上下的欢心，每日里只是闭门读书，对沈母体贴，对二老也是恭顺有加。可等到二老相继染病去世之后，便越发的不着调起来，既不用心打理酒楼，也不理会她们母子，整日里揣着银票出门，说是以文会友，直到半夜才喝的烂醉回来，沈母稍微问上一句，便是一顿呵斥，然后连着几天不见踪影。沈少卿还小，尚不记事，沈母只能终日以泪洗面。
这样过了半年，花完了家里的积蓄之后，有一天他忽然和沈母说，要同一个贵人一起进京，在那人的保举之下，一举高中指日可待，只是路途遥远，京中物价又贵，便决定卖了酒楼当盘缠，只身前往，等个一年半载有了官职在身，才接她们母子过去。
沈母向来温顺惯了，竟随他带着家里最后一笔钱财走了。期间艰难度日就不说了，哪知一年之后，好不容易等来一封书信，却是对方要休妻再娶，另攀高枝。
说是贵人看重于他，将女儿下嫁，他虽不情愿，念着沈母母子，可一旦惹的对方不快，仕途不保倒是没什么，怕是还要连累她们母子，因此只好勉为其难地应下了。想他在沈家这些年，也算替沈母为沈家二老送了终，尽了半子的本分，家中钱财他分文不取，儿子也不要了，全当是还了沈家的恩情，从此再无瓜葛，要沈母好自为之，若是强自纠缠，后果自负。
当沈母忍痛读完书信，又看到附带的一纸休书时，看着早就一贫如洗的家，直气的吐出几口血来，可又一点主意都没有。而得了消息的孙家倒是高兴起来，为了巴结孙敬安，以图东山再起，竟连哄带骗地让沈母变卖了房子，远离是非，到乡下买田置地，说是对方也是被逼无奈，起码还给沈家留了根，只要她守好儿子，让他读书上进，将来不愁没有见面的一天。
于是浑浑噩噩的沈母就这样在安乐村里住了下来。
“娘说的很对，留下你真的是她做下的最好的决定，在你来之前，我从来没有见娘活的那般开心过。”说到这里，沈少卿勉强笑了笑，然后看着季宣怀，极为诚恳地说道：“对不起，先前都是我无理取闹，以后再也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