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在相当长时间括大队长以及后来的村书记、村委会主任）在农民眼里是干部，是天天管着他们而他们又不可逾越的大官，是比县官还要重要的“现管”。
而事实上，大队书记们并不是国家干部，国家（政府财政）是不给他们发工资的。如果用“干部就是管人的人”的定义来衡量，如果非要说他们是干部，那也是“吃农民工分”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是不吃国家“皇粮”却又是管人的官，性质上他们仍然是农民身份。他们与普通农民的区别仅仅在于干不干具体农活。
大队书记是脱产的几乎不干具体农活而参照从事具体农活的农民拿取报酬的农民管理员，他们没有国家干部除工资之外还能享受的包括医疗、住房、补助等等福利待遇。他们的骨子里就是农民，靠本大队田里收获的粮食吃饭。他们与本大队的农民一样，遇到丰年多吃饭、吃干饭，遇上灾年歉收就少吃饭，吃不上干饭就吃稀饭、吃“瓜菜代”（国家救济是另一码子事）。这与在高级合作社时期并无本质区别。
在西桥乡及其各大队，大队书记的工作报酬按照全大队劳动力所挣工分平均值的一点八倍计算，大队长、大队会计以及其他脱产、半脱产干部依次递减。按照这样的分配水平，大队书记仅比本大队最强劳力所挣工分（分红收益）略高一些。
拿徐雪森来说，他工作一年所得的报酬，扣除买回自己和一家人的口粮后，落进口袋的现金在年景好些的时候也多不过一百元去。所以，单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大队书记这个官的收入太低了，对许多能人来说几乎没有吸引力。
徐雪森当了那么多年的干部下来，依然没有发财，家里依然很穷，甚至连住房都不如别人，还住着四间四不像的破草房，他括以前的社长）这个官看得那么重，并不把它当一回事，就不怕丢掉这顶官帽。所以，当县委裴书记在现场会上当着全县那么多干部的面宣布撤销他的大队书记职务时，他毫不震惊，毫不心痛，潇潇洒洒地离开现场，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是真实的。因为对他来说，当不当大队书记在经济上并没有多少损失。也正由于他在脑子里一直不怕丢官，他才敢于直谏，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是，能当上大队书记的人，平心而论，就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必定是当地的能人，总有某些地方有超出常人的能力。这样的能人不去为自己挣钱而愿意当大队书记，并且长期坚持，毫无疑问是需要有献身精神或者叫觉悟的。
徐雪森就是这样的干部，就是这样的能人，就有这样的觉悟。他不怕丢官，但这并不等于他嫌弃这个官、不留恋这个官、不想当这个官。
这么多年下来，他已习惯当官了，习惯了官场这个舞台，这是他奉献自己的智慧、理想、抱负、愿望，为所熟悉的左邻右舍服务的平台。
现在，官丢了，大队书记被撤了，他不能不觉得遗憾、忿恨、悲哀和失落。但是，他又不愿去抗争，他认为抗争是毫无意义的。对他来说，官的得与失一样地毫无意义。虽然官是丢了，然而，在他的内心，“官”的意识仍在，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没有离开过他走了许多年的轨迹，仍按“官”的思想思考一切。
唐弭以及其它一些生产队长还是习惯性地来找徐雪森汇报工作、讨主意。但是，他们是悄悄地来的。他们已经向黄长工汇报过了。因为觉得不踏实，觉得不满意，或者是黄长工的指示空洞、豁边、高调，他们无法执行甚至不愿执行，便像做贼似的溜到徐雪森的家来。徐雪森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
这一天，唐弭又来了。“徐书记——”“不是书记喽，改口！”“可是，徐书记，吾叫?口了！”“?口也不行，不是就是不是。叫叔吧。”“那行，叫叔。徐叔。”“什么事？说吧，吾给你当参谋。”“生产队仓库里粮食不多了，撑不到新米上场。这大食堂还办不办下去？吾前几天就听人说别的大队和吾们大队有的生产队早就散伙了，各家各户又回到从前自己烧饭过日子的时代了。幸好吾们生产队从一开始就采取措施，严格管理，大食堂才撑到今天。您看吾们队散不散？”
徐雪森拔出竹竿旱烟筒，捻出一撮烟丝装进烟嘴，点火，抽了一口，喷出一大口烟。“小五子，好不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说散伙就散伙，这不是冷了大家的心嚒？大锅饭有大锅饭的害处，却也有它的好处。管好了，管细了，家家户户不用操心、不用愁着今天吃什么、明天有没有米下锅，都把心思放到生产上，放到稻田里，有什么不好？各家的锅台砸了，铁锅拿去炼钢了，现在就散伙，你让各家各户怎么过？看情势，散伙是势在必然。要散也要让各家各户把锅灶重新支好了再散。作为过渡期，小五子，大食堂的伙食要改一改。仓库余粮不是不多了嚒？多了那才叫怪呢。天底下哪有敞开肚皮大吃大喝不把家底吃穷的？早一天晚一天的事。这样，在各家还没有把锅灶支好之前，大食堂还要撑着，把现在每天两顿干一顿稀改成一顿干两顿稀，如果还撑不住，一天三顿稀，而且要按人头严格控制。”
唐弭依计而行。西村生产队的大食堂艰难地支撑着。仓库里的粮食越吃越少，新谷还在田里，一天两顿米饭改成了一天一顿米饭两顿粥，没几天，又改成一天三顿全喝粥。大家也知道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