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安静，昨晚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陈平安没有继续窝在床上写论文，而是坐到桌前看着什么书。阳台对面是男生宿舍，我们从来都整日整日拉着窗帘，房间里永远昏暗。她的台灯是一盏湿漉漉的光线，不由分说地洒在她身上，暖黄。
从水房回去，宿舍里的灯已经开了。陈平安倒还坐在原处，像是根本没起身过。
“你起来啦？”过阵子，她才终于开口，懒洋洋地朝我转过脸来。她是南方人，肤白而丰腴，慵散起来就像是西方古典油画里的女子。这是句毫无必要的话，唯一的价值就是破坏掉我们之前那种微妙默契。“今天好些了？”
我点点头，重新回到床上。那些困倦仿佛是某种沉淀在脑仁深处的物质，但凡运动或思考，都会让它们弥漫开来。
三
校医院的精神病科只在周二和周五出诊。
昨天人很多，医生说拿药的先进来，问诊的再等等。于是他们蜂拥而前，又蜂拥而去，很快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医生让我进入，关上门。
“多久了？”她把嘴巴扯出微笑的形状，眉毛却皱着，语气里有着迟钝的关切，就像我不是生病，而是未婚生子。
“三个月。”开学了三个月。假期里我们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乱想。从小学开始，年复一年，假期是重新洗牌，是终结。
“你觉得这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吗？”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
“经常会考虑生和死的问题吗？”
——是我主动走进了这间诊室，请求别人干预自己。所以我就不能让他们滚出去，把门关上。我只能坐在那里回答问题。不确定自己要回答多少问题。也可能需要治疗的是其他人。然而我选择了接受治疗，选择相信自己的不正常。
“经常考虑，但仅仅是考虑。”我说，“我是哲学系的。”
她看到我的表情，就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测试单，说是可以做测试来参考。上面的每个选项都标记了各种分值，花花绿绿，更像是科普性质的心理健康自测手册，或者什么*广告。
我应该对自己诚实。我故意不看那些分值，很快地填写完那些表格。数值是从1到6，从“几乎不”到“持续”。为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她并没对我诚实。或许她只是个水平有限的中年医师，根本就没资格开出任何药剂，即便她能开。或许她根本不在乎我会讲些什么，只在乎我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情。
我把表格交还给她。她数了一下分值，在轻度抑郁的选项上打了勾，然后给我开了两盒百忧解。听起来像是安眠药，或者毒药。除了睡眠或死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解决掉忧愁。我把药带回寝室，小心地藏到柜子里。
“你去哪儿了？”陈平安问我，漫不经心地问我。
我想说远处有召唤我的东西。可我不能说谎。
“校医院……不太舒服。”石头落下了，一切理所应当。
那天晚上陈平安始终在宿舍里，能听到我对母亲做出的所有坦白。每天吃完晚饭的时候，倘若我在宿舍，就要和母亲视频聊天，汇报一天的生活，并且接受她的关心。她说如果我很忙的话就没必要这么做，可是在我不去找她的时候，她总会主动来找我。
母亲是师范大学的函授学生，来北京读过一年书，学体育教育，课目里应该有教育心理。她总觉得自己既明白人体又明白人心。
“你就是缺乏锻炼，要多出去跑步。”她很笃定地嘱咐我。
“不行。”
“去食堂按时吃饭，不准叫外卖了。”
“不行。”
她一项一项提议，我一项一项否决。
“那就早点儿回家吧。”她说。她即将被激怒了。
我关掉视频窗口。
宿舍里安静下来，才听到陈平安在笑。是那种恼怒的，故意发出的冷笑。
“怎么，”她说，“你怎么什么都没说？”
“早晚你也会知道。”
“如果你非认为自己有病还希望别人都能体谅的话——”陈平安的话故意突兀停住，像是一只不断下落的杯子猛地撞在地上破碎那样突兀地停住。
陈平安的视线没从电脑屏幕上移开。她能否看清楚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正在看着他们看不清楚也无从理解的东西。那么多人正在看着。我不想走在他们的视线里。我没有解释。于是沉默将我们淹没。
那天晚上我依旧是凌晨三点才入睡。陈平安早早就上床了，她备好了耳塞，眼罩，香薰机。她总是准备好了所有利于入睡的东西。虽然她总要花费很久很久才能真正睡着。
第二天，我依旧是上午十一点才起床。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似乎科学家们对这种睡眠时长不变、睡眠时间整体延后的情况各有看法。我和陈平安讨论过这件事，她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认为不愿出门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不想破坏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形象，所以不敢冒任何风险。认为作息混乱的根源在于懒惰和拖延。认为我在寻求存在感，摆脱负罪感。人们无法互相理解。人们看到听到想到的一切都是谬误。
然而我只知道什么是错误。我给不出答案。
陈平安就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四
在我小时候，母亲经常加班，不得不把我也带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