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战争需要大量西药和医疗器械，像进口盘尼西林（青霉素）和磺胺嘧啶（消炎药）;另一方面日寇对西药和医疗器械禁运造成人为对上述药品供应更为紧张。而受国民党处处防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但得不到国民政府下拨的军饷，而且得不到枪支弹药，更没有消炎药和抗生素一类的药品，比如盘尼西林以及做外科手术时的麻醉药比如吗啡以及一些止痛药物。共-产党的军队只能依靠在国统区地下党员偷偷购买，偷偷运到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
1937年11月28号上午，沪丰号船船长卫平和副手刘哲文刚从北角码头附近的一间租赁的小阁楼下来，分别扛着一袋米和一桶柴油准备去沪丰号船上时，我地下党驻香港负责人陈国轩带了一位女教师打扮的姑娘从他俩后面的巷口走来。这陈国轩对外的公开身份是香港维多利亚医院内科医生，他和卫平都是老党员，是同志和挚友。他身材高瘦，浓眉大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西装革履，显得温文尔雅，手里拎着两瓶酒。他身后的姑娘就是新四军独立营的汪冬梅。她手里提着一个藤箱。
“老卫，小刘，请你们俩留步！”陈国轩一眼认出前面的卫平和副手刘哲文，举手大声喊。
卫平和刘哲文听出是陈国轩的声音，就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放下米和柴油，转头看见果然是陈国轩。卫平上前同陈国轩和汪冬梅握手后，陈国轩和汪冬梅向后同刘哲文握手。陈国轩笑着问：“你们这是要去船上吗？”
“嗯。买了这袋米，这柴油是托人买的。”
陈国轩瞅见前面有人过来了，就把酒递给卫平，亮开嗓子说：“我知道你俩喝酒，就给你们买了这两瓶茅台酒。”说完朝阁楼上看了看，朝卫平使了个眼色。
卫平心照不宣地点点头，转身向后看了看，果然有一对男女过来了，于是对刘哲文说：“哲文，你把这桶油扛到船上就回来。”
“好嘞。”刘哲文扛起油桶，抓起放在卫平脚下的米袋。
“别闪到腰。这米我来。”卫平劝道。
“小菜一碟！”刘哲文咧嘴一笑，抓起重约五十斤的米袋，大踏步向码头走去。
卫平领两人走进二楼的一间阁楼，关上门，提起热水瓶为汪冬梅和陈国轩倒了两杯热茶。
“哦，我来介绍：这位是从苏北过来的同志——汪冬梅。她来自新四军独立营。”
“欢迎来香港！我叫卫平，叫我老卫就行了。”
“那个年轻人叫刘哲文，对吧？”汪冬梅笑着问。
“对。想必是陈医生告诉你的吧。”
汪冬梅笑着点点头。她在跟随陈国轩来的路上已经从他嘴里知道他俩要找的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
卫平拔起瓶塞子闻了闻，一副陶醉的样子，然后笑着拍了拍陈国轩的胸脯说：“你陈国轩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送酒……”
“那还用说。言归正传，请汪同志说说来的目的。”
“是这样的，我们新四军在福建省的夏门一带跟鬼子干了几仗，野战医院急需盘尼西林和消炎药，向老蒋要，老蒋说没有。我们政委派人到楠京、武汗、尚海购买，量太少。于是想到在香港的陈先生……”汪冬梅把手掌向陈国轩一伸。
陈国轩接过话头说：“这几个月我已经偷偷准备了三盒盘尼西林和两盒消炎药，但是还是太少。于是我想到你和李国民……”
“李国民？他和他的女子特战小队在香港？”汪冬梅喜出望外地问。
“嗯，你认识？”卫平问。
“何止是认识！我和他们还并肩战斗，端掉开云寨那个亲日的土匪窝。这么说，李国民是地下党员？”汪冬梅问。
卫平和陈国轩相视而笑，默认了。
“我在开云寨就猜想他可能是我们的人。女子小队里也有我们的人？”
“我也曾问过李国民，他说没有。目前李国民的真实身份只有我们三人、刘哲文、汪侍应知道，我们要守口如瓶。一旦这场战争结束，国共必有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像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就是安装在敌人体内的定时炸弹，是制敌法宝。”
“我赞同老卫的预见。我和老卫都是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过来的人，亲眼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是怎么大肆屠杀我们革命者的。”
“血的教训我们不会忘！”卫平和汪冬梅异口同声。三人的神情变得凝重。
“这里虽然是英国佬的地盘，但用于外伤的西药和医学器械在这里的药店和医院依然被英国佬严格控制，禁止大批量运出香港，所以有钱也买不到。而且，从前年11月开始，港元作为法定货币。”
这里介绍一下香港的货币：香港政府在1935年11月9日通过货币条例，公布以港元作为香港货币单位，并将港元与英镑汇率定为16港元兑1英镑。（中国是在香港通过以港元为货币前的五天，即11月4日宣布放弃银本位，改发法币。）1937年8月1日，终止了各种银元的流通，正式以港元作为法定货币。二次大战日本占领香港时，强行以日本军用手票代替港元。战后港元才恢复法定地位。
“我这次奉命带了价值两万港币的金银首饰和银元，虽然一路上有独立营的神枪手和格斗高手两人护送我，我还是有点提心吊胆。”
“那你的两个同伴怎么没有来这里？”卫平问。
“三柱和龙仔在陈先生家里看守那些金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