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全村的广播喇叭传出了“喂喂喂”的试音，看来“老九”书记真的要发表讲话了。“各位乡亲，上午好。”这句开场白是刘玉勇为他添上的。
“早上九点半开始，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将到各家发放有关种植干果树木的文件，并进行简要的讲解。村民家里能留人的请尽量留人，家里实在没人的，工作人员会在门上留一份通知，等家里人回来后拿上通知来村委会领取文件资料。考虑到大家可能对文件的内容有疑问，后天上午九点，村委会大院将召开集体咨询会，就这份文件为大家解疑，全体村民都可以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参与与否全凭自愿。”
“老九”就是“老九”，这是他上任以来在村里的第一次广播讲话，在大羊屯的父老乡亲们听来和他为人处事是一模一样的风格——他们原以为他会像以前的村官作类似的广播那样故弄玄虚地以“今天是咱村的大日子”为开场白，弄得跟过年或人民代表大会在本村召开似的。但是这一次没有听到磨得耳朵长茧的那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也没感觉到往年那种习以为常的、盛气凌人的官腔。常九城稿子铿锵有力地把眼前稿子上的话一口气念完，突然感到一阵激动，嘴对着话筒，眼瞅着播音室暗黄的墙壁，继续大声说道：“乡亲们，今天文件上种干果的项目，与咱们村的脱贫致富有很大的关系。希望大家能认真看一看文件上写的东西，后天到村委会来有问题提问题，有建议提建议，咱们争取一块儿把这个事情搞好，一块儿让咱们村富起来！”
这段即兴发挥感动了常九城自己，关闭了话筒，他把讲稿拨到一边，垂下头伏案许久，连做了好几下深呼吸，仍不能完全抑制涌动的心绪。可惜，他的肺腑之言经音质糟糕的老式扩音器放出来，音调有点儿扭曲。除了正前往村民家、先前为他整理讲话稿的女婿刘玉勇，其他人听了之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大家此时的兴趣依旧表现为对“老九”讲话风格的评判与称赞，外加对他所说的“种干果”项目的好奇心。因此，没啥事的人都留在了家里，等着村官们登门。
随着村委书记的广播声，李金明、刘玉勇、常小山、王顺阳，还有在村委会吃官饭的其他大官小官均散出了村委会大院，分头奔向村民的家门，规规矩矩地敲门求见。没有领导来视察，没有官方电视台的记者来拍摄，虽然早有传言，但村民们还是对村委会在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下采用此种办事方式略感意外。要知道，从前，村委会中只要是个当官的，哪怕仅有一点点权力，也能凭着它当着村民的面显摆显摆。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明明不过是微末小吏，被上级指挥得团团转，累死累活，在老百姓面前却要刻意端起“官”的架子，显示自己的公务员身份高出“白丁”们一等。近十五六年来，大羊屯村里，似乎有事都是村民上门求他们，他们何曾、何需屈尊下顾？今天，这一越来越顺理成章的趋势终于有了中断的迹象。看到这些往昔在村委会大院见了自己便昂着头的芝麻官客客气气叩门进来，村民们谈不上受宠若惊，心里却也舒服很多。曾经傲慢的村官们有的没有架子，有的收了收架子，并不同程度地拿出了较为亲切的态度，让乡亲们或多或少对他们有了些好感，随之也就对他们所宣传的“种干果”项目有了好感。
把文件递到村民手里，为了尽快切入要点，精简讲解的时间，村官提示他们可以先翻看重点部分，其余部分详看之后有问题可待后天到咨询会上细问。而事前，常九城跟全体入户人员交代了务必要向乡亲们清楚解释的重中之重，那就是刘玉勇要掩护的“桃”。
村民按照提示，很快翻到了标题为《种植责任区及其收益分配》的那一页。上面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话写着：
一、将以亩为单位，把生长着核桃树、杏树的山地划分为一块块种植责任区，并由村委会出面，将种植责任区包给村里的每家每户。至于每家包几亩责任区，由各户视自身的劳动力水平自愿提出申请，鼓励劳动力充足的农户多包，劳动力有限的农户少包。村委会为协调种植责任区的分布，确保其合理分配，将审核各家的申请并与之协商，双方达成一致后即可签署协议。
二、村委会从县里争取到一笔资金，将作为提供给包地的农户的补助，为每亩每年一千元。
三、项目发展初期，各种植责任区出产的干果由村委会联络的销售商统一收购，负责种植的各家按收购量和收购价获得种植收益。等一段时间后，若种植户认为自身具备了独立经营的能力，可以申请自主联络其他销售商，获批准后该种植可与自己的销售商合作，也需自主承担风险。
四、若协议期限内，种植户感到无力经营现有责任区的面积，可向村委会申请缩减自家的种植责任区，将自己无力耕种的面积转包给其他农户。协议期满后，村委会将要考察各种植户的种植成果，对因经营不善导致自己的种植责任区中的树木大量死亡或干果产销量严重减少的种植户，村委会会考虑在新的协议中调整其责任区的面积，用规劝的方式建议其缩减自己责任区的面积，将难以良性经营的责任区划给其他经营良好的种植户……
这四点之后仍有若干条文，都是常九城和刘玉勇苦心拟定的，和整个项目的其他具体条款一样，直到昨天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