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能是怎么个大？”
“要问这件事情大到了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恰当，反正是惊动了省里，都已经引起了领导的重视了。
我只是为了出口怨气，但也是知道王组长这人太势力了，有些不放心，也是怕他动歪心眼儿，使用一石俩鸟儿的损招坑我，也有防备自己在同对方搏的时候，他在坐山观虎渔人得利的想法，于是，我便想站在村民的角度，替村民出头去访，于是我向王组长提了个附加条件，需要组里村民签字委托的形式，派我向上级咨询政策反映情况。
王村长同意了，但是他也有个条件，说他自己不能签字，那牛不喝水能强按头吗？只村民签字就行了，当时我住的那个组有村民三十多户，只要没有外出、在家的村民除了王组长一人外，户户都签了名。
虽然组长借口理由没有签字，但有了这张委托咨询证明我就放心多了，因为是受到全组村民的委托，我调查材料也是放心大胆，不但复印了各户的承包合同，还收取了交费单据，我用了整整一宿的时间，把全组各家送来的合同数字作了统计，又列了几份表格把各户合同承包面积、村里实际收费面积、按新政策各户应该交费额、还有每户实际多交的费税额等等，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这相当于整个组的行动，风声很快传开了，邻组的村民有的也过来打气加油表示支持，也有的过来冷言冷语泼冷水语言阻挠的，说些什么‘市县镇多级政府做后台的事儿，没个赢’；有的干脆直扬言说，‘如果赢了，愿意来承担费用打赌’，我觉得自己已经把贴子给揭了，那就得硬着头皮走到底，不管别人怎么说也是没有退路的。
记得临走时王组长他让人拿着一叠钱来，问我需要三百还是五百，不够直说，我只接了二百元钱，当时想反正是集体的钱，他又不会是真的自己掏腰包资助我，不够回来可以再报么，我先去了风市政府，然后找到了设在市财政局的税改办公室。
原来的税改办是由农经、财政、税务等多个部门组成的，人员大都撤回了原单位，我算是来得巧，遇到了有人在这，说了情况后，她帮我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是打给一个刚刚从这里撤回税务局的工作人员的，我说了我们组村民的交费面积，比实际承包合同面积多了挺多的，电话那头的人听了情况后，回答说收费面积可以比承包面积多，我一听这也是不合政策就走了。
我没去丹东而是直接去了沈阳，去了委信访办公室，要到了一张单子填上我的姓名：潘福学、地址：风城市红旗镇德奎村二组，又在内容栏写了‘村里借机虚报面积产量多收费、摊派集资，每个人口又收取了三十元，每户电表已经交过钱了，又重复收取二十五元，村民委托前来咨询税改政策，请求接待。’单子递了进去的时间不长，还没等我去排队，里面就喊了我的名字。
我跟着两个人走进了一个房间里，他们手里拿着我刚填的单子，问了我简单情况，作了记录之后给了我一张纸片，要我去财政厅的税改办公室找一个姓丁的主任，我出了省委信访办找到了那位姓丁的主任，重新又说了一遍情况并把材料和表格给他，他用电脑核对了几组数字后，又问了我一些问题，从问话里面听得出来，他是不信这表格里面的数字，是我一个农民能够算出来的。
当我说出了政策规定的计算方法，是用面积亩数乘以单位产量先得出总产量，再乘上每公斤产量的价格，便可得出每一户村民家的土地总收入，也就是每户应该缴纳费税的钱数，再把这个钱数乘以税率，得出来的就是税额，再把该交的税额乘以附加费的百分比，就是上缴费用的钱数，这费钱和税钱加到一起就是当年应该交的钱。
当时，村里收我们的虽然只是个钱数，但按照这个套式倒着计算，就算出来了实际收费面积，只不过我算的没那么精确，小数点后只保留一位或两位小数，那姓丁的主任还是有些不信，让我与他同步计算，他使用计算机，我不会用计算机就要了个计算器，从我表格中的第一行第一户开始，重新核算比对表格上的数据正误，我知道这同时也是在验证表格中的所有数据，到底是不是我算出来的。
我们用的是同一个方法、算的是同一道题目、输入的也是同一组数据，只要手指不按错得，得出来的结果当然就不会两样，正着算完了倒着算，顺着算完了又逆着算，折腾了差不多有三个小时，实再找不出差错了，那位姓丁的主任才拿起电话打给了丹东的高主任……
我听不到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丁主任说他已经核实过了情况属实，那位姓丁的主任放下电话后，在纸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递给了我，说丹东市税改办的高主任开车在风城等我，要我马上回丹东，我接过电话号码后，也给那姓丁的主任留下一份表格材料。
离开了财政厅，我走在大街上害怕走错路线，隔三差五的，还要向路边的行人打听火车站方向，本来也是想按照那位姓丁主任的意思，回丹东回风城，去见那个高主任的，可我边走边看着手里的电话号码，总是觉得这里面差点什么事儿，可一时又想不出来到底是差在了哪儿，我放慢脚步边走边琢磨这事儿。正在敲不定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走到了一家路边小吃点的滩前，看到了小吃点，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