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靖就不相信，又写了一封信给郑朗，你得快点来南方，否则狄青这个武夫最后还不知折腾出什么妖娥子？
郑朗接到信后，回了一封信，兵者，诡道也，君不知军务，莫要指手划脚，妨碍狄青指挥。但还是不大放心，时间也到了，自己即便提高速度出发，到了邕州，昆仑关战役早就结束了。而此行，昆仑关一役，仅是一个小小的起点。因此，丢下两千兵马，将他们托给了种谔，自己带着一百名精骑冲向了五岭。
……
元宵节还没有过去，南方战局一触即发，朝廷下诏，西川去朝廷远，州县官如有贪滥苛刻，庸懦疾病，以害民妨务者，其令转运、提点刑狱司体量以闻。
官员五个不好的地方，将贪滥放在第一位，一贪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危害也最大，其次是苛刻，苛刻未必是为了贪滥，有的也想为了政绩，有的与政绩贪滥没有关系，而是根本不将百姓放在心中，故列第二位，第三是平庸，第四就是懦弱，自张海起义后，直到侬智高，尽管朝廷陆续处执一些贪生怕死的官员，但诸多文官表现依然让人失望，所以列于第四，第五便是疾病，有病在身，妨碍处理公务能力，不过这一条妨碍最轻，例如范仲淹即便有病在身，有几个官员治理地方能及范仲淹？
看似一道简单的诏书，但幕后却有着故事，这是庞籍的意见。
不敢将范仲淹庆历新政那一套搬来，不过能融纳吸收一部分，特别是边境，往往因为官员不重视，产生诸多矛盾，郑朗写了策子，庞籍同样也察觉到这个问题。
先从四川着手，至于岭南，庞籍没有管，甚至问都没有问。
这是庞籍过高地估计了郑朗，就连赵祯也产生类似的感觉，郑朗调用去过海外的兵士去南方，郑朗于西北布局，暂时使宋朝解决西方与北方危机，似乎都是为了安心经营南方做准备的。
郑朗想不到侬智高的事，但谋划南方却已久了，并且郑朗在中书曾经做过一件莫明其妙的事。
他曾托广州带一捆甘蔗到京师，然后吃它甜不甜，广州的官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于是让驿使带了一捆最好的甘蔗到达中书。吃了，郑朗什么也没有说。
但在郑朗托于他南下计划中却郑重说了这件事，中原百姓对南方产生误解了，包括甘蔗。宋朝评价甘蔗，说四川遂宁蔗最佳，其次到两浙四明蔗，番禺蔗却是十分次的，所产糖霜甚碎甚微，色浅味薄。原来郑朗在江东，只想开发江东圩，顺便开发一些副业，这才推出甘蔗与棉花以及纺织业。对岭南也漠视了，认为番禺蔗大约因为品种没有进化好，所以很差。
直到此次准备南下时，郑朗从瘴气才想到一件事，后人对有没有瘴气曾产生怀疑，郑朗也产生怀疑，但一些情报反馈上来，似乎又确有其事，然其中大部分肯定是以讹传讹，妖魔化了。那么番禺蔗会不会同样出现这种情况呢？毕竟离得远，也不会有人不计成本将广东蔗运到中原来贩卖，这时代得多少成本哪？
所以让广州官员选了最好的甘蔗带到中书品尝，无他，后世是吴中蔗甜还是两广蔗甜？至少产量上两广蔗要大得多。带来了，看也看到，不象后来的两广蔗那么高大，但比中原蔗肯定要高大得多，至于甜度，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差。郑朗这才下了一个客观的评价，两广未必种不出好蔗，主要当地人种植技术相对要落后一点，制糖技术也落后，这才形成两广蔗最差的印象。
这个评价给治理南方提供了无限的操作空间。
朝廷想要大力经营南方，也有一个值与不值的问题，想得到其粮食不大可能的，太遥远了，运费高昂。但可以换其他的方式，例如其布帛，其金银，或者其他贵重物资替代税收。有了财富，两广才能与中原紧密联系在一起。
既然郑朗提出岭南的事，会头痛，但相信郑朗同样会有办法解决，于是岭南那一块庞籍索性不问。结果想对了，过程不大对，郑朗也没有那么长远，恰恰相反，侬智高谋反郑朗却早就知道。
因此，庞籍将视线转移到四川，侬智高暴乱，让朝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王小波与李顺那次起义同样闹得很大，怕四川再出事。接着庞籍与契丹四个使者搭成协议，以近五十万缗钱的物资交换契丹十万头牲畜，这是先前的付款，若是牲畜质量优，不用那些劣质产品冒充，宋朝还根据不等的情况再加十万到三十万缗物资。然而没有答应契丹人另一个请求，扩大榷场，这也是让后人多不知道的地方，榷场规模扩大，交易扩大，实际对宋朝不利，货币多向契丹流通。
这个结果，契丹使者不算太满意，也不算太不满，勉强答应。势与势不同，如今两国家情况恰恰颠倒过来，只盼着自己国家早日将北阻卜击败，再击败西夏，才能拥有说话的主动权。
暂时没有走，要留下来观看宋朝的元宵节，这是每一个契丹贺宋元旦节使者最喜欢的。回到契丹，再也看不到如此的繁华景象。
接着又接到一个好消息，郑朗眼看接近岭南，朝廷改诏授为广南经略安抚招讨使，又授其为楚国公，这不知道是第几次朝廷授郑朗国公之爵，然而郑朗数次皆回绝。本来准备授其为越国公，但赵抃言不妥，越非乃吴越，春秋时自岭南到交趾皆称南越，或者古越，本来郑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