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臣们听到皇帝的计划，都一时没有回话，都在思考着。
“以后财政司和税务司负责拟定税法，然后交给廷议，最后由皇帝与大臣决定。今后，所有征税的税目，必须由朝廷中央制订，地方无权设立税种和税率。所有的税收，将分为两部份。一部份为国税。一部份为地税。”
“所有税收，正税为国税，正税之外，再附征正税三分之一。附税为地税。国税归入国库，地税则先入国库，再转拔各省方使用。”
这其实就是火耗归公了。
不管在哪朝，其实朝廷的税只是算正税，正税之外。肯定还要多征一部份，多是以火耗的名义征收，这些附征的税，就是地方截留，有时甚至是官吏们的额外收入了。
火耗附加数量不定，甚至很多地方，火耗比正税还高，甚至高出几倍之多。
刘钧登基之后，就已经下令，禁止地方征收火耗。
而现在。刘钧却又要开征地税，这地税也正是火耗。不过刘钧的这个地税，是有严格规定的，正税的三分之一。且这火耗不直接归地方，而是得先上缴国库，再拔下去。
“陛下，正税之余再征附税，这岂不是让百姓负担加重？”
“朕会把正税税率下调，实际上百姓缴纳的税并不会增多，只不过把这税收分作了两部份。一部份归朝廷，一部份归地方。”
晚唐五代之时，税收也差不多如此，税收分为三部份。一部份上交朝廷，称为上供。一部份分交给节度使衙门，称为留使，还有一部份则留给地方州衙，称为留州。
现在刘钧把税分为两部份，给地方留下四分之一的税。这就是地方官府的办公经费。所有的税收解入朝廷，这无疑会让地方更财政更艰难，也肯定会加大地方官吏的贪污。
这样一来，火耗其实并没有归公，只是入了朝廷的帐，再转拔下去。
不过新税法里，却避免了地方官吏无控制的胡乱征收火耗。
因为如今粮食都由过去官收官解，改为粮食总署负担征粮收粮运粮，再加上使用银元征税，这个过程中，其实并没多少消耗。
“以后，南方地区每亩征谷十五斤，附征五斤，亩征二十斤。北方地区，每亩征麦十二斤、附征四斤，每亩共征十六斤麦。折银征收，谷麦每担折银元两块。”
袁继咸等都迅速在心里计算着。
很快他就得出了答案，南方一亩地等于要征银元四角，北方每亩地要征银元三角两分。
大明一石米约有一百五十五斤，正税十五斤，就是近一斗，加征五斤，那就是一斗两升了。过去大明的时候，除了南方的苏松两地，田赋最重外，一般都是征三升多一亩，不过附加火耗就比较多。
而南方的亩产是比较高的，普遍能达到两三石。
北方的产量较低，但也有一石左右。
算来，新和田赋税率大约是十五税一，远比大明初定下的三十税一要高。不过大明的三十税一也不过是好听，实际上附加的部份却是正税的多倍，甚至十倍几十倍之多。
十五税一，只要没有火耗附加，也还不算太高。刘钧认为，这个税率，是完全能够让百姓承担的了的。
大明百姓还有一项非常重的负担，那就是丁税了，这其实也就是人头税。按人头征收，特别是在大明改征银后，许多劳役都改为官府出银雇佣，这笔银子最后摊到每个百姓头上。但因为许多大户都有特权，并不承担，因此丁银往往又是一笔极大的负担，不比田赋少。
本来自唐两税法起，人头税就是已经取消了的，是包含在了两税中的。可后来经历宋元明几朝，这个人头税其实一直都在，哪怕就是一条鞭法，这人头税不但没取消，实际上还是等于交了好几份。
两税中本来已经包含了人头税，后来的一条鞭法，自然也是包含了的。
不过这也是各朝惯例，人头税毕竟是一项大收税，特别是地方，就指望着这个收入用度了。
而人头税，对百姓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因为不论你有钱没钱，他是按人头征税的，不是按财产征税的，有钱人和没钱人，都交一样的税。
后来清朝时，搞了火耗归公，摊丁入亩。
把人丁数固定下来，然后把这个固定了的丁银数。摊入到田亩中。但实际上，摊丁入亩也不彻底，部份丁银是到了田亩中，百姓然后要交部份丁银。就跟唐宋元明等各朝一样，不管怎么改，人头税总是免不掉。
现在刘钧也打算摊丁入亩，以后就不再另征丁银了。
甚至百姓以后也不须另外服瑶役，该服的役。全由官府雇佣招人，支给薪水。而这笔雇佣的费用，也不再另向百姓征收。
百姓既不用服免费的劳役，也不用再额外的交这些役银。
那钱出哪来？
从地税中来，从中央拔款中来，另外也从田赋中来。
大汉现在天下约有两亿人口，有田地大约十二亿亩。
刘钧准备固定这个人口和田亩数量，也不管男女老少，田地肥瘦，总之每年征丁银两千四百万块。摊到这十二亿亩地中，等于是每亩地摊入两分银元。
等于每亩地加征丁银一斤粮。
而摊到每个百姓头上，等于是每人征六斤粮。
不过因为这笔银元是摊入田亩中的，因此实际上最后征收时，有田才加征，田多多征，田少少征。
如果一户普通百姓家里只有二十亩地，那他的丁银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