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苦，一直苦。苦的要命。
一面是商税几近于无，一面却又是重重设卡的关税。大明的税制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没有遵循税收的基本征税之法。国家税收大多来自最贫苦的小老百姓，越有钱的反而税交的越少。
各种各样的加征加派，还有火耗等等。还要承受各种很重的劳役差役，但实际上大明百姓承担的大多负担，并不是直接来自朝廷，他们交的那些钱，也大多不是给了朝廷。
大明税制最让刘钧觉得惊叹的还是定额税制。
所谓定额税制，就类似于永不加赋。
大明开国之初，每年两税的粮税差不多是三千万石，然后朱元璋就下过旨，以后征粮税就是这个标准，不管以后开荒多少田地。都不再征税。虽然后来二百余年里有过变动，但变来变去，这个税额都没变过，洪武时田亩八亿多也是三千万石粮税，到后来剩下四亿多田地在册时，也依然是每年征收近三千万石粮，甚至到了万历后期，户部上的田亩都达到十一亿多亩了，朝廷每年也还是征大约三千万石粮。
甚至在实际上，二百多年来。大明的粮税征收的最多时期是在永乐朝，其次就是洪武朝，再之后，没有增加。反而是在不断减少。农业税在减，商业税减的更多。
当初刘钧发现这些的时候，都难以相信。
印象里明朝都是税重猛于虎，怎么反而是税收过低？
他以往一直以来被灌输的观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的统治者们是如何残暴荒淫，如何横征暴敛。如何敲骨吸髓，广大人民群众在沉重的剥削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后革命家李自成英雄是如何举起义旗，奋起反抗，带领人民百姓起义革命，推翻这些剥削阶级的。
他那时的教科书就是这样写的，好多文章里也都是这样宣传的。
按刘钧如今掌握的资料，大明平均的亩产不算高，尤其北方比南方要低许多，北方的平均亩产也就1.3石左右，而南方的平均亩产也不过2.6石左右，而现在大明的官田和民田加起来，达到近十一亿亩左右，就算按一亩一石产量算，此时正常的粮食年产量，也应当达到十一亿石左右。
但大明的农业税收是多少呢？
自永乐以后，每年的粮食收入一直在两千七百万石左右，实际上基本税额是两千六百万石。
按这个数字算，明初也不过是税率百分之三点一六，晚明时期更不到平均百分之二。
因此，其实无论是明初还是晚明，实际上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都不到。
明初到明末，人口起码增长了两倍，耕地也增加了一半，但粮税却不增反降。
这就是因为当初定下的田赋定额的制度，永不加赋，其实大明早就有了。
在南方地方上，佃农通常每亩向地主交纳九斗稻米，基本的税率是每亩三升左右，算下来，征收的部份只占田主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佃农与田主五五分，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六十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基本税，还有其它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银，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但实际上基本加上所有这些，总的税率仍旧不算高。
各个地方上的情况虽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农业税收不超过产出的一成，绝大多数地方，都远低于这一数字。
基本的粮税其实还只有田地产出的百分之二，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其实还是额外的加征派收。
可为什么大明的农民负担还这么严重？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税收过低，导致大明朝廷对于地方上根本无力看管，既没有余力兴修一些水利设施，也对水患等治理上比较乏力，尤其是在遇到天灾之后，更无力救济百姓。
往往一遇灾年，百姓只能自救，最后往往得借贷，借的还往往是高里贷，最终利滚利，老婆孩子都给滚进去了。房子田产也都没了。
其次就是官员俸禄太低，吏员工食银子更少，全靠从地方百姓手里贪污。
到了万历之后，交税用银。这其实并没有方便百姓，反而加剧了百姓的负担。因为大明缺银，银子向来贵重。农民并没多少余钱，交纳赋税的时候，就得先把粮食卖掉换银交税。
因此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的粮食大跌，那些黑心的粮商这个时候就会联合打压粮价，农民只得以很低的粮价卖掉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税的银子，而等到了收税的时段过去，市场上的粮价又会开始上升。这种粮价在征税期的下跌，有时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之多。
再加上宗室以及许多官绅的特权，加上他们各种逃税的手段，使得朝廷税收大减，甚至许多地方上还把这些负担转嫁到了百姓的头上，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这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恶性的循环。朝廷定了一个税额，经过近三百年，人口和田地都翻了许多，国家开支成倍的增长，但田税却定额不增，反而还在不断下降。这就使得朝廷的财用不足，更加无力的管理地方，更无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