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之所以看重陈群，是因为这个陈群是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和曹魏律法《魏律》的主要创始人。也即是说，这个家伙是个会建立制度和法律的奇才。
这一点和那些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有本质的区别。像华歆、钟繇、王朗这些人，都是一时之大儒，个个博学多才，钟繇还是个书法宗师，可是，在刘厚眼中，这些人都比不上陈群。
这些人都是只凭自己那点见识夸夸其谈，不会干实事之辈。关键是，他们那点见识在刘厚眼中也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这些人都被儒家经典所束缚，眼光见识太狭隘，太死板，太局限。
以刘厚领先他们将近两千的见识眼光，可以完爆他们几条高速公路，所以刘厚根本不需要听取他们的什么治国之道。他们甚至比不上司马懿。
司马懿是诡计多端，行~事也不拘一格，不会被什么仁义道德那一套东西给束缚住，但是，司马懿是能解决实际问题。遇到什么难题去问他，他往往能给出一个可执行性很强的解决方案，而且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很多时候天马行空一般，是一般人未必能想得到的，但是这些方案又的确能解决问题。
在刘厚眼中，只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就足够了，至于他有时候出的主意有点面厚心黑，刘厚并不是很介意，其实在本质上，刘厚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只不过他身为皇帝的身份，让他在行~事时多少要注意一下影响而已。
反观这“三公”，每次说话都引经据典，但是刘厚听了半天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废话，根本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于是只好打发他们到学院去教书了。
刘厚觉得，既然他们是大儒，是文化人，那就还是去做学问、去教书育人好，至于做官，根本就是专业不对口嘛。特别是钟繇，明明就是个书法家嘛，而且在书法上的成就可以影响千古，那他不去研究书法就是浪费了。
“大汉龙腾学院”也有国学专业，专门研究儒家经典，其实不但儒家，其他什么法家、墨家、阴阳家等等都有一些人在研究，刘厚立志恢复百家争鸣的局面，重新繁荣古中国的学术界，刘厚称之为华夏文艺复兴。
可怜这三位昔日高居朝堂的“三公”统统沦落为教书匠。王朗、王肃两父子，对经学研究颇深，所以他们负责校注儒家经典。后来，王朗撰写了《周易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等文集。
王肃则注《尚书》、《诗》、《论语》、《左传》等经典，两父子都在学术上取得不菲的成就。华歆的成就没有王朗高，但也著有文集三十卷，也算是颇有成就了。
钟繇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是楷书（小楷）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楷书鼻祖”。他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王羲之等后世书法家都曾经潜心钻研学习钟繇书法。钟繇与王羲之在后世被并称为“钟王”。
这也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了，刘厚当然不能白白浪费了这种人才，于是刘厚让他在学院专门教习书法。还让他成为全国书法协会的主~席。
三人从位极人臣到变成了教书匠当然是心有不甘的，不过作为亡国之臣，能保住一条命就算不错了，所以他们也不敢表露出有什么不满。
总算刘厚还顾及他们的面子，给了他们每人一个祭酒的头衔，也即相当于校长的地位。不过这个祭酒只是名誉上的，或者说只是享受待遇，但是没有多少权力，并不能参与学院的管理。
相对于对这“三公”的冷淡，对于陈群，刘厚是要有大用的，他需要陈群帮他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还有修改律法。所以，刘厚一上来就直接封了陈群一个“尚书”的官职，让他开始研究制定新的政治制度。
尚书这个官职其实已经很大了，特别是对于一个敌国的降臣来说，再看看“三公”的下场，陈群就更加感激涕零了。他发誓一定要为大汉、为建兴皇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感动的陈群欲将他发明的九品中正制献给刘厚，刘厚对此却没有什么兴趣。前文说过，汉代的察举制有很大的缺陷，人才的发掘高度依赖地方官的举荐。
这就很容易滋生**，同时也会造成那些大家族做官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全国的政权都把持在世家大族的手上。陈群发明的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家世、品德、才能并重。
同时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也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然而九品中正制没有摆脱靠人举荐这一桎梏，也即是说，选拔人才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中正官的主观判断。
长此以往，九品中正制肯定会和察举制一样，被世家大族所利用，最后导致国家大政依然操纵在这些世家大族手中。事实也的确如此，历史上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开始时的确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拔标准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选拔人才的中正官多由二品官吏担任，而被选拔的人才也多出自二品以上的大族，同时他们也往往出任高级官吏。久而久之，官吏的选拔权就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最终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
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刘厚绝对不想这种情况发生，必须打破世家大族对政权的垄断。后世的皇帝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比较有效的就是科举制度和三省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