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短信，我开始思考人生。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是老板娘徐迎春打来的：“刘主管，晚上有事吗？”
我犹豫了一下，说：“没什么事，徐姐。”厂里人都叫她徐姐。
“那好，晚上一起吃个饭。”
“好的。”
我们厂，老板主外，老板娘主内。老板姓黄名国强，香港人，一副厚厚的眼镜，一口纠结的国语，徐姐叫他阿黄，我们当面叫黄生，背后也叫阿黄。也许主外主久了的缘故，阿黄比较闷骚——面对员工闷，见到客户骚。不像徐姐，无论谁，一概热情大方。
说起来，阿黄也是穷人家孩子，十几岁就在模具厂做学徒，直到二十多年后鬓角有了白发，才自个开厂当起了老板。
一间铺头，五六台设备，七八个人，阿黄的厂子龟缩在西乡107国道边上，和珠三角成千上万的小工厂一样，花开花谢，自生自灭。那阵子，阿黄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迟，白净瘦削的脸上愁云密布，看不出任何将要发达的迹象。
“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这话俗了点，用在阿黄身上挺合适。两年后，随着山城妹子徐迎春的到来，阿黄迎来了人生的春天。
两人的相遇有一段故事。
上世纪90年代，一天下午，小老板阿黄从档口出来，准备张贴招聘启事，忽然发现不远处围着一圈人，还有女人哭泣的声音，便过去看个究竟。
阿黄从人缝中看见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坐地上哭的正是未来的老板娘徐迎春。
徐迎春站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了广州，在流花车站登上开往深圳的大巴，走到东莞，连同一车人被“卖猪仔”，上了另一辆车。另一辆车勉强到了西乡，就不往前走了。一车人离乡胆怯，敢怒不敢言，都灰溜溜下了车。只有徐迎春不服，上前讲道理。车老板懒得废话，抢过她的行李，直接扔车下了。
徐迎春赶紧下车，还是晚了，路旁的摩托仔拣起行李绝尘而去。徐迎春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阿黄看女子模样还周正，待人群散去，上前说，起来吧，这儿车多，挺危险的。
徐迎春看了他一眼，没动。她不知道起来后去哪儿。
阿黄把腋下夹着的招聘启事展开给她看，上面歪歪扭扭几个大字：诚聘做饭阿姨一名。
就这样，走投无路的徐迎春，成了阿黄厂里的做饭阿姨，之后一直没动地方，从做饭阿姨升级到文员，从文员升级到财务，等我进厂的时候，已经是老板娘了。
很多人说他俩不配，有说徐姐配不上阿黄的，有说阿黄配不上徐姐的。
论身份，徐姐是内地下岗女工，失婚少妇。阿黄光彩多了，工厂老板，未婚中年，虽然偶尔和来历不明的女子纠缠不清，但对一个香港人来说，瑕不掩瑜，无伤大雅。
论相貌，阿黄乍看就一个“小”，小鼻子，小脸，小身板，小得发指，小得让人没有安全感。徐姐概括起来则是一个“大”，脸大，胸大，屁股大，大得嚣张，大得让人透不过气。
但他俩就成了一对，奇怪而又和谐的一对。两人双剑合璧，杀伐四方，财气与人气齐飞，事业共爱情一色，成了宝安模具圈里不大不小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