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落幕以后，从南到北数千公里范围的广阔战场，暂时进入了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在经过这样一场双方动用兵力总和过一百万人，历时数月之久的大规模会战之后，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都不得不对刚刚经历血战的部队进行休整重编。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实现其早就确立的“以战养战”的作战指导原则，日军不得不改变战决的战略方针，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将重点置于华北，相继从华中、华南及日本国内抽调7个师团又5个旅团加强华北方面军。日军企图以此来确立起对华北地区的有效占领，从而获得更多的稳定的战略资源的供应，以满足其不断扩张的军事野心的需要。
国民政府在丢失武汉以后，正式迁往重庆，开始以中国西南地区为大本营，对日本的不断侵略进行持久抵抗。参加武汉会战的数十个师的部队，则分别撤退新驻地，进行休整和补充。军委会则对各部队的驻防和部署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阶段的正面战场作战形势。
就在这种抗战进入艰难时期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开始变得不那么安分起来了。
日本内阁的近卫相表“第二次近卫声明”以后，向来以孙先生的忠实门徒自居，自认为是中山先生最适宜的继承者，国民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长期以来的国民政府内最大的亲日派，汪精卫从中嗅出了一些不一般的气味。不甘于长期居于蒋介石之下的汪精卫感到对自己来说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要来临了。
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的梅思平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门户的意见。
入秋的上海。没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一时间热闹起来。在这幢日后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密谋策划着。
11月2o日，筋疲力尽的中方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就简称为重光堂密约。这份密约是被梅思平缝在西装的马甲背心里带回重庆的。协议规定：（1）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2）中国承认满洲国。（3）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4）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5）赔偿日侨损失。（6）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日汪双方共同承认上述解决时局的基本条件后，汪精卫等人应立即同中国的最高统帅断绝关系，并声明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日华合作和执行**政策，在云南等西南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5个到1o个师的军队。
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现在汪精卫的眼前。在招待梅思平的家宴上，汪夫人，当着梅思平的面对汪精卫说：“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是决定了。
为了实现自己登上中国最高政治宝座的夙愿，汪精卫最后还是选择了和日本人合作的道路。
汪精卫最初打算是出逃到昆明或其它地方实力派控制地区，建立与国民政府相对抗的亲日政权，促成对日妥协。早年受汪精卫提携和资助赴美留学的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忠实亲信。在得知汪精卫要出逃的消息之后，大吃一惊。他虽也倾向于和谈，但并不赞成分裂中央。几番犹豫之后，陈公博还是跟随汪精卫出走。12月7日，外出的最高统帅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动推迟。12月9日，最高统帅召集重要人员会议。此时的汪精卫一边担心计划泄露，一边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最高统帅能忽然转变，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着反党叛国的罪名出走。
12月16日，最高统帅应汪精卫之请，单独与他会谈半小时。这也是两个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面。这对十几年来不断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政坛宿敌，异常平静的分道扬镳。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天晚上，最高统帅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了一句：“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12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跟随汪精卫出逃的有陈璧君，汪的死党曾仲鸣，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他的女婿何文杰，还有他的秘书陈昌焘。
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一行飞往越南河内。21日，陈公博从成都经昆明到河内。29日，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最高统帅出“艳电”，公然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日本相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