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4月18日，毛泽d收到粟y要求改变渡江跃进战略方针的电报。电报长达第1兵团暂不渡江南下，而是留在中原，协助刘邓再打几个歼灭战，把1948年的南线作战重点，从渡江跃进完全转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大胆设想。并建议：一、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之补给，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并求得在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
二、对敌人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则派多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
三、对敌人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问及湘黔）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片游击队，配成犄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
四、以上三线武装部队，依据战局的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展。
五、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五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主力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对苏浙皖赣闽地区，则由华野派两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同时建议刘邓、陈谢能各抽出一个旅进入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
作为战区指挥员，粟y总是从战略、从全局来看问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把渡江跃进“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粟裕对自己、对敌人、对党中央和毛泽d的战略意图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他知道自己部队的长处，对如何作战更是无比熟悉。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转折就是同蒋军进行决战，而过去两年的基本经验则是只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主力，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旨，第1兵团的三个纵队，和华野其他主力一样，经过近两年的浴血奋战，不断探索，不断展，已壮大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精锐主力的部队。
而在粟y看来，今后要同敌人展开决战，要攻克重点设防的城市要塞，要在野战中与迅构成防御阵地的蒋军作战，正需要这样的部队，需要强大火力才能歼灭旅、师以至兵团建制的敌军。而这样的部队和作战，对战争的贡献非常大，同时粮食、兵员、弹药及其战争物资的消耗也极大，这些可以部分地取给于敌方敌区，但大部分还需要取给于解放区的大后方。他想起目前刘邓、陈谢以及自己和陈y实际上都是半后方作战，还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支援，方敢与**逐鹿中原，争取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中打大歼灭战。
粟y对渡江后能否吸引那么多敌人也表示怀疑。毛泽d在1月17日的电报中估计，三个纵队过江会吸引敌军2o－3o个旅回防。而粟y则不这么想。当年跟随毛泽d一起上井冈山，又善于实施全局性指挥的粟y，十分了解自己的敌人，摸透了敌人的脾气。在他看来，解放军以一个兵团1o万多人的兵力渡江，南京的蒋总统不会调他的两个整编师等机械化重装备的主力部队、而放弃重武器到江南水网地区寻解放军作战，也不会让战斗力很强的广西部队回江南，那是放虎归山，会与他争夺江南宝地。蒋总统只会调动他在中原的二流三流的部队，刘邓在中原，他不敢抽调一个精兵去江南。这样，对于大局也就没有决定作用。
粟y还有他更为重要的看法。他从陈y的传达中得知，中央和毛泽d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他认为，这种设想非常富有远见。可是，如果不能在中原先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之主力，就匆匆忙忙跃进江南，那么江南在无后方的半游击性作战中未必能迅变成半后方大兵团作战的中原。而中原敌人则可以重点防御，机动增援，在我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况下，也难以迅巩固华北。
粟y还看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和回师中原，确系避我之短，扬我之长，而跃进江南，对于第1兵团这样一支重装备运用已很熟练、围歼敌人能力很强的部队来说，反倒成了丢其所长。跃进江南，计划上是这样讲，但实际上并不轻松，要边打边走，至少损失5万人，如果这些人用于中原作战，完全有把握歼灭敌人好几个整编师。这样，减轻老解放区负担、避免后方崩溃的战略任务，既然可以通过出击中原而完成，就没有必要放弃集中全力在中原歼敌的机会而急于跃进江南。
粟y还有更妙的一条，那就是他的经验、他的战场直觉。擅长韬略、智勇双全的粟y，已有2o多年的作战经历，诸多的经验教训造就了他那灵敏的战场直觉。他担任参谋长时的红1o军团的覆没，他所指挥领导的苏浙军区部队绝粮久困于天目山，一年前刘邓长千里跃进大别山几乎丢弃全部重装备，使他看到现在1o万多人跃进长江以南杀出一条血路，作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必然要丢弃全部重装备，减员一半，出现大批伤亡，伤员无法收容与归队，逃亡失散不断；尤其是火力减弱与伤员、弹药的极大困难，将使指挥员难以捕捉战机和坚持歼敌，在当前国共决战的非常形势下，补给严重困难和“与民争食”，会使1o万大军难以立足。
经过反反复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