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一百回，除情节曲折、想象奇特外，大抵没有什么可看的。这本书之所以能让我感兴趣，是因为书中描写的教派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的宗教情况，不失为研究宗教史的一个参考。
首先是释道之争。佛教与道教的不相容，是由来已久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土，确切年代已难考证，有传说云，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庭殿，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有神，其名为佛，陛下所梦便是他了。”于是明帝马上就派中郎将蔡音等往求之，得佛经数卷，并大月氏国僧人摩腾、法兰，以白马驮归，于永平十年即公元六十七年抵洛阳，明帝特建白马寺与二位僧人居住，后来摩腾和法兰就译出了《四十二章经》。这个说法虽广泛，但未必准确。查《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云：“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已有经矣。”则其年代当为公元前三十年左右。道教的产生，最初大约是东汉顺帝（公元126-144）时的五斗米道，为张陵所创。若究其产生之原因，一方面固然由于汉室昏乱，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对抗外来的佛教。在谈到老子时，王煜教授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在形上学方面，老子大胆以绝对的道压倒初民迷信的天帝鬼神，取缔狭义的宗教。道家比儒家更无宗教崇拜，使中国大致免于宗教狂热和宗教战争。如非对抗外来的佛教，中国人未必神化老子为道教教主。”（见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277页）再查西晋人编写的《老子化胡经》，有云：“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意思说，释迦牟尼即尹喜的后身。而尹喜却是老子的徒弟，其抑佛崇老的用意就很显然了。
《封神演义》中使用的手法也不外乎此。比如元始天尊门下就有一燃灯道人，是从西方燃灯古佛化来的，燃灯佛在佛教位望极尊，但在这里，却只是鸿钧道人（《封神演义》中东方三教之祖）的一个徒孙而已。又如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分别被化为慈航道人、文殊广法天尊和普贤真人，也都是鸿钧道人的徒孙，地位不高。至于西方教派，书中也有，由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掌管，名号以道人结尾，并不称佛，其辈分则与老子、元始天尊平级，晚鸿钧一辈。
不过，《封神演义》的抑佛，只是从辈分上加以歧视，人格上并没有什么侮辱，如接引、准提，均代表正义的一面，而对于同为鸿钧门下的截教及其通天教主来说，这样做就未免有些不公平了。
截教到底指得是哪种教派，也没有确切的考证，凡我所见过的说法，粗略计算起来，有三种。第一种由钱静方提出，以为《周书》中《世俘篇》有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将魔与人分开来说，由此引申为截教。第二种是鲁迅的观点，他说：“阐是明的意思，阐教就是正教；截是断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的所谓断见外道。”（见《中国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明之两大主潮》）第三种说法不记得出自何人了，以为《封神演义》中阐截之争与明代道教丹鼎派排斥吐纳派的争斗有关，如截教人物往往自称炼气士，即是佐证。其实，我个人是比较赞同第三种说法的，因为书中已然讲明，阐教与截教同出一源，如果简单地认为阐即正截即邪，那岂非就是说正邪同源了？这种观点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有的。
截教和阐教同为鸿钧门下，争斗却最为激烈，令释道之争都相形见绌，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几句话：“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见《补白》，收于《华盖集》）当然，道教之于佛教也并不和平，只不过略见诸辞色，比起教内之争来要轻微得多了。“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实还没有消除。”（见《忽然想到（十一）》，收于《华盖集》中）心平气和的结果是心安理得，对于“窝里斗”，大家既已司空见惯，也就见怪不怪了，所以慈禧能够堂而皇之地“借师助剿”，并最终把太平军消灭。宗教本是产生于政治压迫之下并最终成为政治奴隶的东西，其道理与政治也是相通的，倘若把研究政治的方法移之宗教，你就会发现，中国本土的道教之所以长期为印度来的佛教所压制，和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原因，实在没什么两样。
《封神演义》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好讲天数。为什么要讲天数？这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面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孟子、韩非之类的学者方士，是不怎么讲天数的，即使偶尔提及，也只是拿来利用，并不拜倒在天数旗下。大抵那个时候诸侯纷争，邦无定主，所以士人们都颇有些“野性”。可到了西汉，事情就发生变化了，封建社会好像一个很大的驯化场，它能够将狼变成狗，将野猪变成家猪，尤其董仲舒先生为大家建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把百家都圈回到儒术来，其功劳更是不容忽视。待“圈猪运动”完成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