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安强如逸带着一个银行警卫队的一个班，自己先行探路。
强霖自己开始参谋推演，他让左娜、赵雅苑帮忙，推论各种情况。目标就是基督教、喇嘛佛教、儒教、伊斯兰教为主流，人们相处，都有大善之道。道德生活能够经常做礼拜，日常生活以节省资源为主。
左娜说：“现在经营西北，按计划的，就有三支人马：强安的资金，做商业化土地购买，和建设建材工业，轻工业，还有森林草原的农业牧业；
李四光的森林规划和水利设计所，提供长远的方案；或许还有矿山能源的规划。
显屿的蒙古族人口迁移计划，用来保护水源。”
赵雅苑说：“这些人怎么能够不冲突，达成民主自由的和平生活？一定要有宗教的传教计划，还有公众的教育计划。”
强霖也觉得还缺少基督教发展的规划，以及教育民众方面的组织体系。这事情靠北洋出身的基督徒冯玉祥也不太靠谱。
他与宋美龄转天在自己的茶餐厅吃早餐。
强霖与宋美龄谈到这个问题。宋美龄说：“每个教会有自己的传教安排，你倒是不用担心他们有惰性。政府机构推行宗教计划是不行的。这是违反各宗教平衡的。”
强霖说：“在某一宗教太占主导的时候，政府也是可以有些作为的。基督教青年会，做做慈善还是可以的，但是让他们传教，就会弄成了革命的外道。”
宋美龄说：“教育是一个办法，但是你把学生都弄走了。只能教育这些成人农民。”
强霖说：“好办法。就办成人学校，扫盲班。把国子监的研究成果，讲给留守陕西的农民们。移民后，还有600-700万陕西乡党。他们留在陕西的关中县城、陕南山区、陕北黄河湾流地带。”
强霖说着让人找来刘子丹。刘子丹给夫人敬礼后坐下，问强霖有什么事情。
强霖说：“你在陕北的同党，还有那些地方领导？他们还有体系么？”
刘子丹说：“现在都是公开的。秘密工作的，都不是正统的了，谁也不知道。”
强霖说：“你的意思，现在红党在陕西，就是公开的几个农民协会？
刘子丹说：“清涧兵变后，我们正要在渭南和华山再搞一次兵变，但接到党内停止暴动和秘密工作的通知，我们黄埔系的都集中到赣南。我和一期的唐澍（音：树），二期的杨国栋等人，都回到了红军，进行了培训。其他人情况我并不清楚。现在公开的谢子长、强龙光等人的农协；李子洲和杜衡领头的工会。都是合法的组织。”
宋美龄问道：“与于右任先生一起搞北伐和大革命运动的人还都在么？”
刘子丹说：“我知道您问的人，他们应该都在。那时候的人，主要是老北大的几个同学，是大钊先生的弟子。现在刘天章、刘含初、李子洲、耿炳光、魏野畴、杨晓初、雷晋笙这些人都在教书或者从事研究。他们是我们的革命启蒙者，是他们把我送到黄埔的。”
宋美龄说：“你在红军讲话说，这些红党早期理论家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教育了北大的本科生，本科生又带动一批中学生？看来在陕北也是这样啊。”
强霖不满地说：“三姐，你不能这么说啊。陈独秀要找我麻烦的。这话是林语堂在南洋喝酒时候说给红军学生们听的，提问的就是子良二哥。当时的原话大致意思就是一环一环的传递，学历递减到文盲为止。理论通达的人，慢慢都退出去了。”
宋美龄笑道：“子丹，你知道这个故事么？”
刘子丹说：“当然，我们红军都知道这事情。我在赣南受训时候，领导们也经常督促我们学习，不要老是被人笑话。不过，我们也都认为，这种传递很有意义啊。”
宋美龄摇头说：“子丹，你是否觉得基督教传教也与你们红党的方式一样，最后传递到文盲？”
刘子丹说：“是的。一切宗教组织都是这个程序。”
宋美龄说：“这当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基督教还有更高层的传递，也就是说，向更有文化的人扩展，比如林语堂、胡适等人，还有蒋中正先生、冯玉祥先生等等。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教义是经得起知识的推敲，但是红党理论向知识层传递就比较少。这是林语堂的本意。他也说通达之人都退出了，或者被撵出去了。”
刘子丹表示自己会认真思考，没有再说话。赵雅苑讽刺道：“你觉得夫人的学问不如你么？看看你的态度，真是一个闷头驴。”
刘子丹也刚刚26岁，出身在耕读世家，父亲刘培基是晚清秀才。有西北人的耿直风格，也有士大夫的忍耐性，但是理想不变的。所以他没有吱声，也不在理赵雅苑的激将法。
强霖说：“你的老师，这些学者自己的学问还不通达，所以这次他们都会随着学生出关中到内地，但是留下的陕西学者，要普及教育。也就是国子监的通识教育，要有一场教育普及运动。我希望你能接受这项工作。军队的事情，你以后就呆在国民警卫队，也是红军组建的，肖振瀛已经去申请了，你可以在陕甘边建立一个国民警卫旅，但要服从省里的统一指挥。”
刘子丹起立，立正。并保证完成任务。
强霖笑道：“你要记得夫人今天说的话。夫人与红党胡筠等人亲如姐妹，对红军弟兄也很够意思的。”
刘子丹给夫人再次敬礼说：“我记住夫人的话。至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