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张静江宅。
张静江今天看到强霖在潼关遇险的消息，就找到了陕西的元老革命家，于右任先生。于老先生与张静江不太合群。因为于先生是陕西关学的传承者，他讲究忠孝节义，属于左派，支持建立统一革命政府，统治一切。
张静江讲究的平等的自由主义，属于国民党的右派，所以来往不多。
张静江陪着于右任喝茶，聊起了自己的三姑爷、张作霖的义子、强霖强令庸这个话题。
张静江说：“您是陕西元老，我是浙江的同盟会掌门，咱们看看，能够交流一些什么？”
于右任说：“您别跟我客气，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虽然比你还小两岁，但是也比较老气横秋了。我们关学讲究‘气’，气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样子。有些小孩子就和一个小老头一样的性格。”
张静江笑道：“你也别自谦了。你从小就变老了，长大了反而不老。我现在不行了，就是前两年，与你现在一样的年龄，也不如你现在的身体。”
于右任说：“我喜欢你的三女儿，芸英这孩子，比你有道行。大概人家是纯正的法国文化，你是道家自由加上革命的文化。太注意灵活性，不太讲究规则。”
张静江摇摇头说：“今天我随你说，是我请你。但我也不是不讲究原则。我的原则，就是你的原则不能妨碍我的发展，我做主的事情，不需要你来参乎。”
于右任说：“好吧，你的自由放任主义以后再谈。你说什么事情？让我说什么？”
张静江有些担忧地说：“强令庸这小子，跑到你们陕西这个贼窝子，我怕他有危险。”
于右任说：“你看看，那里不是贼窝子，也就是革命的偏激者比较多。尤其是没有读透圣贤书的人，就是刀客们。陕西刀客崇尚正义，所以外人弄不明白，总以为是贼子。”
张静江说：“今天我请你吃好的，和好的。就得按照我的思路讲讲。比如说，为什么你们陕西的革命者互相总是拼杀？井勿幕、钱鼎、万炳南、郭坚、还有其他地位低一些的革命党和红党领袖，横死的比较多。”
于右任叹口气说：“我是一个书生，在陕西，就依靠这些刀客和低级军官。杨虎冬杨虎臣是一个铁杆的革命者，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独立的革命者，总是按照自己的那一套办理。这次的事情，也就是碰到了强令庸这么一个狠人，没有给他机会。”
张静江说：“虽然北方法院判定强霖有过错。但我觉得强霖做的事情还是应该的，这是必须处理的事情。尤其是从你们革命党的角度看，更不允许下面的自由主义。”
于右任说：“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刀客呀，没有办法弄清楚他们的投机的趋势是什么。我当时也管不了他们，也教育不了他们。说句实在话，我们也就是利用这些刀客。杨虎臣这个人是比较坚定的革命者，但是也说不清楚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陕西民军，后来叫靖国军，都接受了陈树藩代表的北洋，服从改编。但杨虎臣还是拉着我，进行抵抗。他始终没有投降北洋一日。这种人也是少有，那就是一个好刀客啊。中山先生也很是佩服他，类似的还有邓宝栅等人。这些人都是彻底的革命者。”
张静江问：“攻击强霖的，是否是杨虎城的旧部？这种人在陕西还有多少？”
于右任说：“张老哥哥，我慢慢给你说吧。我是书香世家，早年的秀才。你是经商世家，早年留洋。庚子年间，我还曾经给慈禧下跪，因为她不是逃到陕西了么。我们都是跪迎的，不是谁都能跪的，要有功名啊。我是秀才啊。后来我就学习关学，在陕西的关中书院。相当于现在的官办大学堂。”
张静江仔细地听着这些东西。因为这事情涉及到后来的陕西革命发源，理解陕西的革命派系。
于右任说：“庚子年以后，国家日子没有法子过了。我就在陕西开始讥讽朝政，办地下刊物，出小册子。结果被督军给赶出来了。我到上海，开始和马相伯等人在一起办复旦大学；我还把被日本赶回来的留学生组织起来，办起了中国公学。很多我们的革命党人都是这里得到的教育，还有不是革命党的胡适等人。这都是我早年的活动。后来认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办报纸，协助起义活动。这你应该听说了。”
张静江说：“是滴。你在上海的《民呼日报》，和我在巴黎的《新世界》都用我的钱。我们俩都是西元1906年加入同盟会，你在日本，我在星加坡，都是胡汉民做介绍人。”
于右任说：“我做的是全国的造反工作，我是造反的长江大都督！当然你做的也是全国的，不过是造反的财经工作。在陕西一线进行活动的一直是井勿幕。我最不愿意提起的这个人啊！提起来我的心就痛啊。他比我小十岁，却死在了叛乱的刀客的手中。”
张静江知道，井勿幕这人也是个圣人。自己虽然也被称为革命圣人，但井勿幕这个人，不计名利，舍家为国，舍身整军，从15岁起就参加革命，凡15年。死时候也就30岁。
张静江说：“井勿幕是一个革命圣人，今年才是他的40冥寿。”
于右任忍不住泪水，说道：“死前才30岁。年轻轻地就有了白发。年轻有活力，但又少年老成。我在后面主持，他在前面指挥。陕西革命，主要有他。在陕西，跟我谈得来的人，也就是他了。”
张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