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
蒋廷黻也听出了兴趣。这些东西他听当事人讲起来很是解渴，尤其是作为近代史学家。
强霖带着左娜出去看文件，有一份是教育部刘哲总长的参议会成立的会议通知。强霖觉得他们进步还是蛮快的。
蒋廷黻几人在这里面谈着闲话。
张恺荫补充说四大以前的党员脱党的过程：“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党内纯洁的过程，是自动的纯洁。主要还是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斗争。北伐前夕陈独秀先生在广州与一个很大的无政府组织斗，领头的是世界语者区声白，五四时期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和区声白两个人从北方，一直斗到南方；毛润之在湖南与新民学会内部的萧子升帮派斗争。”
蒋廷黻问：“李汉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就被杀了呢？”
张崧年说：“理论研究比较深的是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玄庐），还有本来就没有怎么参与的戴季陶、周佛海等等，但后期都分道扬镳了。就是理想和策略的分歧。陈独秀是独裁，张泰来是唯苏是从。与无政府主义不搭界”
张恺荫补充说：“李汉俊离开的比较早，因为陈独秀南下广州以后，上海的中央总书记由李汉俊代理，两个人通信联络，因为他要采用分散式的联谊制度，不被陈独秀和主流接受，自己辞职了。”
“李达接手代理总书记，是被我赶跑的。后来陈望道接手上海大区的总书记，估计也是不愿意做一个受权威管束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辞职走人了。毛润之是陈独秀的秘书，从广州被派去插手上海大区，还想请回这几个人，实在是妄想。”
张崧年说：“我是在广州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觉得蒋中正耍权威主义，自然是要走的。后来没有服从组织委派，也淡出了。1925年的四大，我就是去玩玩的，是刘清扬要去，结果大家都与我吵。因为他们早在三大就决定参加国民党，我在四大才去反对。自然没有人支持我，支持我的人早都走了。”
蒋廷黻说：“伍豪、朱德他们呢，不都是你的下线么？”
张恺荫嗤鼻说道：“伍豪那个人，与申府兄的潇洒可是差多了。申府兄是只折不弯，伍豪是只弯不折。一个是进士家庭的士大夫性格，一个是书吏家庭的师爷性格。走不到一起的。朱德还到不了党内这个层次，给朱培德培训军官呢。”
张崧年认同说：“是的。伍豪说他赞同我的观点，后来转变了。但劝我不要走，至少要守纪律。我想不出为什么要守纪律。守纪律是什么逻辑，从何说起？不在组织不用守纪律。因为在组织才守纪律，但我不能因为守纪律，而留在组织。伍豪就是这么不顾逻辑地做事，其实我也知道他是利益现在判断，然后据此进行逻辑分析。士大夫们都是靠他们的谋略才能在官场长存。真理是不要问他的，他不知道有这回事，或者说他把白痴与真理追求，看得差不多。我告诉他，这不是我要的生活，就自己走了。”
张恺荫接着说：“陈望道是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大家都很赞同他的勤奋。不过印刷的时候，排版错成了《共-党产宣言》，第一批都成了我们内部的免费用书。所以这是第一版的明证。如果拿出正确的排版，肯定不是第一版的。”
袁三大笑说：“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你们是去国民党，与他们共-党产么？”大家对她这么幼稚不感兴趣，只有比尔李安慰她，先听着。
张恺荫接着说：“李汉俊、陈望道都是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都是陈独秀的师弟们，显然大师兄并没有按照师父的无政府主义走，所以都离开这个大师兄了。李汉俊一度想自己单干，成立独立自由党，就是不结盟的意思。但是他是国民党左派，参与领导工农运动。但是武汉撤退他还不跑，谭平山还知道跟着大部队。当时阳新县的商会会长烧死了7个农运所学员，就是阳新惨案。他去了抓住凶手，革命法庭审判，杀了15个人其中，传说他亲手枪毙了2个。
“湖北军阀胡宗铎抓住他，他以为凭他的地位不会被杀。但不到一天，就枪毙了，也来不及救了。哎，一大就是在他住的房子里面开的。7年了，一大开会时候，有个14岁女孩，现在也该21岁了，15岁就跟着他，小妻子。”
“李汉俊会四国外语，与陈公博的才能不相上下，比陈公博刻苦，真的很令人可惜啊。”
蒋廷黻说：“可惜了，估计是手头上有人命吧。胡宗铎这个人在湖北杀了700人多人。武汉是红党的基地，向警予和夏明翰也是后来才放的，估计向警予嘴头狠，但没有直接杀人。这些人和李达都是我们湖南人，才能比不上湖北李汉俊，他们能够比得上长沙柳直荀就不错了。”
张恺荫说：“是的。李达这个人就是你们湖南骡子脾气，留学日本还染上了日本武士道，对我这个江西老表说话像钢铁一样硬。二大的时候跟我争吵，叫我在背后说了几句坏话，陈独秀先生就让他先在中央学习。结果他带着老婆找老毛的野鸡大学湖南自修大学去当教务长了。后来到了湖南大学教哲学。可惜他的太太真是一个好女孩，干脆利索又柔和的江浙女子。一大可是帮了我们不少忙。二李负责筹备，李达的太太王会悟就负责找房子，听说还给周佛海介绍了杨女士做女朋友，这个杨女士也去过会场。大概有四对夫妻，陈公博夫妇，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