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统治者来说，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发展资源，光有土地没有人耕种是不行的，而人口多了，就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养活他们，这是因为这些原因，才繁衍出了战争这种手段。
就像满清一样，凭借着强大的军队，攻占了大明朝的大片土地，由于这些土地没有人耕种，他们就数次入关进行掠夺，除了金银财宝和粮食之外，人口也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战略物资。
山东省虽然之前没有受到过满清的掠夺，但由于前几年孔有德的叛乱，大量的百姓遭到屠杀，再加上连年的干旱，老弱病残都饿死了，青壮年则踏上了逃亡之路，这两方面原因加在一起，造成了人口急剧减少，大量的土地被撂荒，所以人口又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如果此时那些拥有土地的人，能够善待百姓，主动的减免地租，不仅可以让百姓活下去，也能让人口得到休养生息，但是，由于拥有土地的这些人，大多都是官僚和士绅，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的贪婪和享受，再加上政治目光极为短浅，不仅没有减免地租，反而还采取更加变本加厉的方式进行掠夺。
由于吴家军采取了优惠的屯田政策，主动给农民提供种子和化肥，每年只收取少量的地租，甚至对一些已经活不下去的农民还借给他们粮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然知道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坏了，所以总兵府的屯田令一下达，大批的百姓就弃原来的东家，而跑到吴家军这边来租种土地。
土地是死的，加上劳动力才能创造出财富来，一些拥有土地者，诸如青州府的衡王爷之类的人物，突然发现，自己的土地没有人耕种了，自然也就着急了。
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衡王还是天真的以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他们老朱家的，老百姓就应该受他们的奴役，敢不耕种我的土地，不受我的奴役，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对那些跑了的佃户，衡王并不是采用降低地租这种温和的手段，重新把佃户吸引回来，而是采用强制的手段，派出家丁抓人，试图用这种办法来挽救他们的人口危机。
衡王府的这种做法，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吴名的屯田大业，现在春耕在即，如果任由衡王府胡来，今年的屯田种植计划将会很难完成，由此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没有人种地，就打不出粮食来，而没有粮食，就谈不上扩军。也就更谈不上占领天下之后，实施长治久安了。
如果说张献忠起兵造反对于吴名只是疮癣之疾，那么衡王府的所作所为则就是心腹大患了，再加上吴名自认为他才是山东的真正掌权人，自然也就不会允许衡王府的胡作非为了。
吴名准备实施的的应对手段其实也很简单，你衡王府不是派家丁抓人吗？我就用武力手段制止你们这种疯狂的行动，这个时候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见了衡王府的家丁就杀，一直把他们给杀的不敢出门为止。
至于这样做会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吴名根本就不在意，衡王府面临吴家军的打击，在武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也只能上折子向崇祯哭诉一下，请求朝廷对他的保护。
现在大明朝内忧外患，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了，崇祯又怎么会冒着逼反吴名的风险，而去帮助一个藩王对付吴家军呢？且不说朝廷没有这个能耐，就是有这个能耐，他们也绝对不会做傻事的。
再加上崇祯皇帝又想利用吴名在山东一省实验出一条新的施政道路，又给了吴名便宜行事的权力，这就使吴名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崇祯会下旨训斥吴名一番，而默许吴家军的所作所为。
衡王府在看到朝廷控制不了吴名的情况下，最后也只能采取妥协的方式，把自己手里拥有的土地租给吴家军，以后只靠收取那点可怜的地租而苟延残喘。
本来召集会议是为了研究一下如何应对张献忠起兵造反的事情，听到衡王府出动家丁抓佃户的消息之后，吴名又改了主意，把这件事情列为这次会议首先要研究的问题了。
“衡王府出动家丁抓人，严重破坏了我们屯田大计，大家都谈一谈吧，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看到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自己，庄敬航想了一下说道：“大帅，卑职认为，皇上已经答应，我们在山东一省有便宜行事的权力，衡王府的所作所为，是破坏屯田，严重违反了山东省民政委员会的有关法律，卑职认为，应该出动吴家军制止他们的疯狂行为。”
作为军机部的部长，首先发言就意味给这次会议定下了调子，其他人要想反驳，除了得罪人之外，还要看看自己的反驳有没有道理，更为重要的是，庄敬航提的建议是否符合吴名的想法。
文官的第二号人物，军机部第一副部长曹伟毫不犹豫的赞成了庄敬航的意见：“我同意庄部长的意见，我们吴家军自成立以来，一直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烦人的原则，既然衡王府挑事在先，我们如果不做出反应，在山东实施屯田也只是一句空话，所制定的各项法律也只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对于衡王府的反击，必须要做到稳准狠，只有把他们打疼打服，才能在山东一省树立起总兵府的绝对权威。让士绅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大明朝已经顾不上他们了，唯有靠上我们总兵府才会有出路。
两位军机大臣都赞成对衡王府用兵，邓谦尽管有不同的想法，此时也不敢说出来了，这不仅仅是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