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构处置突发事件，都有一个前提，叫做定性。
同样一件事情，定性不同，处置力度也就不用，处置目标将会受到的打击程度也就不同，而最终处置时打击的范围也将大大不同。
比如说，有个小偷团伙在公交车上偷钱包，因为偷了一老大爷的救命钱，结果事情发了炒热了，那公安机构就得紧急处置，这怎么处置就得看怎么定性。
如果定性说只是一般的治安事件，那好办，把那伙小偷抓了，让他们把钱吐出来，敲锣打鼓地给老大爷送回去，老大爷开心了，领导满意了，相关人员有功无过，小偷在拘留所蹲几天，或者判上个一年半载，就可以出来，接着继续偷，整个事情最多三五天就能搞定。
如果定性说是涉及到社会稳定人民安全感，那公安机关就得搞得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打击公交盗窃团伙，顺便搂草打兔子把全市的三只手都要筛一遍，甚至市局有可能派下任务，每个派出所必须抓多少，反扒大队必须打掉几个团伙，这行动一搞就得至少一个月，必须声势浩大，必须市县一级的主管领导牵头，必须下专门的红头文件，必须上新闻接受采访汇报成果。
这两种形式还都是本地常规的作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变坏事儿为好事儿，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从领导到小兵，人人有功有劳，受伤害的群众得到补偿，伤害群众的小偷也不会受到太大伤害，皆大欢喜，大家满意。
但要是这新闻一不小心让某个高层领导注意到了，来个批示，比如说公交小偷这么猖獗究竟为什么，要深挖原因，从体制上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要建立防扒反扒的长效机制
有这么一句话，那事情就麻烦了，领导交待了要深挖，就得深挖，就算本地从上到下都不想深挖，那也得挖两铲子做个样子给领导看，这挖两铲子就得挖出东西来，重判几个不说，还得再扒几身皮，处置几个倒霉鬼，最后还得再建立一套防扒反扒的制度来杜绝公交车小偷的问题。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小偷这玩意是抓不胜抓的，不可能从根儿上杜绝，可领导等交待呢，那就得做。
所以说，一件事情可大可小，全看怎么定性。
我刚刚说的两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就是在给这件事情定性。这不是独立的伤害事件，而是平县法师这个群体有问题，这是在对抗国家机关，这是在暴力抗法！
我只是特别治安事件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执行，如果是涉及到全省的事件，那我是没有定性权力的，只能向上请示，当然了我也可以通过请示的倾向来影响领导的判断，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但像这种只是涉及一县之地的事件，我这个位置就足够定性了。
平县法师清理工作是我向鲁方岩汇报过之后做的一个试点，最初我的打算就是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现在理由更充分了，居然敢伤害机关工作人员，要不从重处理一批，那可就得让整个平县所有公务人员都要怀疑这是谁家天下了，接下来的工作谁还敢积极开展？
每个地区总会有那么一两个游走在黑白地带的风云人物，看似风光无限影响力巨大，等闲小领导都不敢得罪，但这种人物的风光就好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稍有风浪就会被打得点滴不存，关键就在于他们的行为会不会踩线过界。
现在伤害国家公务人员，就是踩线过界，必须把这种势头杀下去！
当然了，这位国家公务员人是我老爸这种小事，在现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就不用具体提了。
武安国和张志华那都是老官僚，自然能听出我话里的腾腾杀气，不由得脸色都沉重下来，人头不是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就算他们这种百里侯也不得不慎之又慎。
我看出他们两个的顾虑，干脆直接了当跟他们摊开了说，“武书记，张县长，当初拿着这个方案向鲁书记汇报的时候，鲁书记问我是怎么想的，当时我的回答是，从摸底的情况来看，事情比我们想像的严重，平县的工作以后会成为全省工作的标杆，其他地区再开展，一般情况下工作力度都只会轻不会重，所以在平县进行这次工作试点，我的建议是从重从快，公开公平，证据确凿的，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鲁书记的指示是，要慎重，不能太过激进，不能搞扩大化！”
武安国和张志华神情立刻就坚定起来，对视一眼后，还是由张志华开口，“既然这样，那就在全县范围内展开抓捕。我们之前利用几天的时间，先期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把全市所有但凡有些名气的先生全都已经登记在案，本来是想再进行细化调查，分类区别对待，现在看来，我们的工作力度还是太轻，而且有些打草惊蛇，让某些人产生了误解，认为用这种恐怖袭击的手段，就可以动摇我们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的决心！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要用坚决的更强有力的回击来表明我们的态度，让所有人都清楚我们此次行动的决心！”
武安国赞同道：“志华县长说得好，社会治安治理是涉及到社会稳定民心所向的大是大非问题，而阴阳先生涉及到丧葬风水这些人生大事，风俗如此，我们只能潜移默化的情况下，那么对这类人员的管理就必须更加严格，更加规范。我意见是，是不是由民政部门牵头调研，以政府名义出一个类似从业人员的规范，就叫民俗传统文化从业资格证，相关人员必须先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