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某个县有一个大官人，有进士功名，也做过官，后来致仕，回了老家。在他当官儿期间和回老家之后，利用种种手段侵吞他人田产，有可能家中只有良田百亩，而到后来可能能到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地。而他名下这些土地之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比如说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会出现在朝廷的田亩册上，到时候纳税的时候就按照这些田亩数‘交’纳。剩下的那些，则都是被瞒报了。而那些田地之中的出产，自然也就不用纳税，那就纯粹算是自己得了。
这种例子，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明朝所有州县，几乎都有这种情况。
别说罕见了，这甚至可说是常见的一种现象，甚至人们都习以为常，不以为意。
这样做，对那些侵吞田产的士绅官员权贵们，自然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将田地中的产出，几乎都据为己有。而不用向朝廷纳税，可以聚敛丰厚的财富，供自己享乐‘淫’逸。但对朝廷来说，却是一丁点儿的好处都没。
万历年间的大明朝，说白了，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再加上商税奇低无比，朝廷的赋税，朝廷的收入，几乎全部都来源于土地。而朝廷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赋税自然也就越来越少。
就拿征收的粮食税来说，洪武年间永乐年间，每年缴纳的粮税，大米和麦子小米等等加起来，差不多有三千多万石，巅峰时期，甚至能够将近四千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这个数量急速降低到两千多万石，甚至还有进一步向下降低的趋势。
士绅权贵们越来越富，而朝廷则是越来越穷。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掌权的时候，他看不下去了，他深知这些事情的弊端，也立志要改革，要将这种情况扫扫除。
说实话在张居正之前，说朝廷没有有识之士能够看到这一点吗？
那是扯淡！
根本不可能没有人看出来。大明朝的文官体系，已经是一个完善的金字塔形状的官僚体系，能够攀爬到这个官僚体系最巅峰的那些人，能力、智商、情商、眼力，就没有一个差的。他们不可能看不出，而之所以没有一个人做，就是因为，此事牵扯太大。
真要是改革这一块儿的话，得罪的人会太多。
因为那些侵吞田产的主力军，那些权贵们，那些士绅们，那些官员呢，几乎牵扯了全天下所有的文武官员。而若是要改革这个，那几乎就是相当于和全天下的官员为敌。
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浑身无力。
但张居正却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胆识，也有这个魄力，也不怕得罪人。
就凭这一点，闻安臣就极为佩服他。
敢做别人未敢做之事，也有承担后果的勇气，张居正无愧于明朝第一宰相。
实际上，要进行这项改革，是张居正早在去年的十月份就已经提出来的，甚至去年的十一月份，朝廷就已经开始向天下发文，责令天下各州县清丈土地了。
只不过期间经历了张居正父亲去世，以及张居正‘夺情’这件事，所以这个改革，有点儿稍微耽搁了一下。
不过现下京中局势已经稳定了下来，上书弹劾张居正的那五个人就不用说了，流放的流放，革职的革职，而有一些虽然没有公然上书弹劾张居正，但曾经或明或暗的反对过张居正，以及那些甚至都没有公开说，但张居正心知肚明他是自己政敌的那些人，也都在这段时间内被张居正寻找各种由头，或是贬官或是外调，大部分都从中枢给驱逐了出去。
所以现下，张居正对于中枢的控制，甚至还要超过他父亲去世之前。利用他父亲去世这件事，他也‘摸’清楚了许多原先他搞不清楚到底是依附还是反对自己的人的真面目，进行了一次大清洗。
现下中枢之中，已经无人敢于反对他，也无人能反对他。
所以这项改革，又以极快的速度被重新提了起来，并且快速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