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址筑城、建立新的州府，这总有个基础的框框吧？”种师中在刘行一番话说完之后，双眼注视着刘行道：“是以幅员定城域，还是以人口定城域呢？”
建立城池是很容易，在华夏千百年发展下来，对于华夏一族的人而言想要建造起一座座新城来只是时间问题。各种能工巧匠，加上数以千万计可以雇佣的人工，决定了筑建新城是件相对而言简单的事。
但是怎么去建新城，这就是一门学问了。
以中原之地为鉴，无论是河南、河北、山东及山陕各处，在是否建立一个新县城的时候绝大多数不是看那片地方幅员有多大、而是视人口户数多少来确定是否建立新县城。
当然，任何一种规则都会有所例外。在湖南、湖北那些，尤其是两广和福建一带。新县城的建立因那些地方有太多不会进入新城去居住的土著在，所以只是就近选址、圈定管辖，使得那些地方有很多县城的幅员异常宽阔。
而相比之下，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县城之间相距的距离，可能与两广、两湖相比显得太短了。
山西有的两个县城之间相距不过二百里，赶上一架马车、朝发夕至一天就能过城易县。
可是到了湖光、尤其是广西那种土著居多的地方呢？一来山路崎岖多无坦途，官道修的也不是很多。二来两个县城之间相距动不动直线去测就有五六百里，于是乎在广西想要穿州过府，最快的马车也得走上个两三天。
同样的情况，在巴蜀之地最为明显。
蜀地多盐井，铁料也是很重要的资源。自从汉唐以来，蜀地经过上千年不断的发展，如今人口也占了大宋总人口的两成之多。
如果按照人口户数去建城，蜀地的两个省现在怕是不只是四十几个州府、二百一十多个县城，怕是早已要达到百府千县之多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使得巴蜀二省之间仍然保持在唐朝时的府县建制基础上，其地多陡峭山区也是一个使那里没成为府县数量甲天下之地最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以何种标准来划地圈城去建新城，那是必须有一个明确定义和规则的事。
“凡新辟之城、县需户达五千，每府辖地上限为二十县、十万户，每州下限为十县五万户。地域不限，但每人必须保有草场五十亩、常年为我大宋豢养战马五匹为基准。”
心中自是深知这些道理与规则，刘行在他发问后立即答道：“县令统为正七品秩，州为正五品、府为正四品。所有任用你可先定，但须得吏部、天枢核准方可任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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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约束，刘行明定其责、种师中虽是爵尊职高，到了草原以后却不得擅自调用领主之兵。
如遇需领主之兵相助时，必须先去与如今已成为领主们公推“民爵都护府”都护的寇远去商议。
寇远若是不愿出兵，种师中只能先上报枢密院、不得以其兵部尚书之权强令之。
同时为了防止出现私相授受之事，刘行还在此条约规中加注一点：私相授礼超百元、三次以上尽收其权。馈赠之领主削爵一等，受馈之人罢官去职。
这是何意呢？意思很明显。领主们现在都有地、本身出身也都是商人还有钱。种师中这么一个兵部尚书亲往草原出任征北军大将军了，那些人岂能错过这个巴结权势通天之人的大好机会？
商人、微利不起早，起早必求利。种师中是个自律性并非很强的人，加之他如今权欲之心膨胀、更多也体现出了他已经在开始沾沾自喜、迷失自我。
在这种情况下，刘行不敢再坚信他一旦到了那群商人的身边去，还能如在自己身边一样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一旦他收了那些民爵领主的馈礼，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日后必然会在某些事上，为了那些人的利益作出损害朝廷、坑害万民的事情来。
防患于未然，一直以来刘行都将一切事物力求防患于未然，这一次放种师中出去充任征北大将军也必须如此。深知刘行一贯做事方针和原则，种师中自然也是别无所想地赞成。
在这三个约束之外，刘行又给了种师中一个特权。什么特权呢？那就是允许他在草原上“则地筑城、募民往屯。建县设府、主建新省。”
也就是说种师中此番去接替岳飞，事实上刘行在制约他的权利过大的同时，也小小地满足了一下他的权欲之心、虚荣之心。
在草原上由他全权做主去选址筑新城，由他全权负责设立州府直至省级巡抚衙门。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耀呀？那件事一旦做成以后，种师中日后想不在青史上留下他的大名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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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眼宗泽、种师中再次将目光对向刘行，微微思忖后道：“老兵我一只军队的三魂，兵器是一支军队的六魄。这我是知道的，我不会轻易地推翻岳飞现在的兵事体制与规则，你大可放心。还有其他的规约吗？你可一起说将出来。”
见其主动发问，刘行也不在寒暄，径自说出了授其开府四品之权的其他约束来。
这些约束中，第二条是要种师中“自断理藩事、事先奏马扩”。
马扩是理藩院的知事不假，可按品秩、按官职，他其实都与种师中是平级。排资轮辈、按道理说种师中是马扩的长辈，也不可能真的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