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阁下，我想请问，是否有益于全人类的利益，这个界限该怎么样来确认呢？”尼尔斯·玻尔问道。
“玻尔博士这个问题很好。到底怎么来确认我们所做的科技发明是否有益于全人类，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打个比方来说，例如诺贝尔奖的设立者诺贝尔先生，他发明的炸药，在民用上，用于矿山和工厂，他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益处，提高了人类的劳动效率。但这个发明用于军事用途，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和血腥。在战场上，带给人类更多的伤亡和痛苦。那么这个发明该怎样来评价？但我认为，这个发明还是对人类的益处更大些。一来，我们的很多发明创造，他的初衷都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为人类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源。当然他也用于了战场，可毕竟战争的时间是短暂的，更多时间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还是处于和平环境。而且，炸药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伤害，但他的危害范围还属于可控的。但我们应该也仅限于此，假如有对人类伤害更大的，用于军事用途的发明的话，我们就要好好考虑该不该把他发明出来了。毕竟象炸药这个东西，我们主要是用在战场上。象在西班牙内战那样，用炸弹去轰炸平民城市，我觉得那是该谴责的。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有一种武器发明出来，他不仅对战场上的军人带来巨大的伤害，也同时给平民带来巨大伤害的话，我认为这就要拷问发明他的科学家的良心了。”杨寰宇在这段话里，提及了炸药和炸弹，他希望尼尔斯·玻尔在听了这段话后，能自己引申联想到他提到的原子炸弹的研究上去。
核聚变理论虽然眼下还没提出来，但核裂变理论已经提出来。对于核裂变产生的能量也已经能够计算，与炸药相比，相同质量的核原料释放的能量，是炸药的2000万倍。杨寰宇不相信，这些科学家们对此没有预见性。而杨寰宇在说上面的话时，也明确肯定了炸药的发明首先是基于民用的。这可不像核武器，从他发明的那一刻起，就是明明白白的用于军事用途。
听了杨寰宇的这段话，束星北已经能确定，杨寰宇绝对是对原子武器有所了解，才特意安排了今天的行程。他不清楚为什么连他也懵懵懂懂的原子武器会引起杨寰宇这么大的反应。他计划着回去，一定要找些相关资料，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在座的尼尔斯·玻尔也同样陷入了沉默。不用说，杨寰宇的目的达到了，玻尔确实从这段话里，直接联想到了他的学生海森堡和费米。在他们写给玻尔的信里，都提到了核裂变反应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而且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如果这种裂变反应应用到军事的话，对战争的影响力是翻天覆地的。那么，是否他的学生们，都没有顾虑到作为科学家的lún_lǐ道德呢？尼尔斯·玻尔觉得不能接受这种假设。但回想到之前杨寰宇提到的关于科学家lún_lǐ道德的四个方面，玻尔觉得，也还真的有这种可能性。
从海森堡的角度来说，作为德国人的服从性是世界闻名的，假若是政府下达命令，海森堡绝对会服从这个命令。而从费米的角度来说，或许唯科学唯技术的思想导致了他的好奇，这让他忽略了这一发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觉得，有必要在回去后，给他的学生写信，提醒一下他们。
事实上，在杨寰宇的前世。主持美国曼哈顿计划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现场目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所展现的世界末日般情景时，他心里体验到的绝不仅仅是成功的喜悦，更有着对于其未来前景的难以抑制的恐惧和担忧，因为他清楚，这个孽障一旦被他从潘多拉魔盒中亲手“释放”出来，其对于人类生命价值的肆虐和威胁，就不再为他们所能控制掌握了。
而在两颗原子弹在日本投掷以后，造成巨大伤亡和毁坏，奥本海默心中的罪恶感就愈发难以解脱了，让奥本海默本对他所完成的工作有点惊惶失措，而在心中浮起了“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的感觉。以至于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在联合国大会上脱口而出：“总统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之后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奥本海默则坦言：“无论是指责、讽刺或赞扬，都不能使物理学家摆脱本能的内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知识本来不应当拿出来使用。”在罗伯特·奥本海默后来的生涯里，他和爱因斯坦一起，致力于反对美国继续研发氢弹，认为会引发核军备竞赛，危及人类安全。
不过，这在杨寰宇眼里，奥本海默并不能以此赎罪。他觉得，作为科学家，他应该对他研发的项目有足够的预见性。当原子弹还处在理论上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计算出核裂变说产生的能量释放的范围，对这一武器的威力有了理论上的认识。但他依然把他制造了出来。
而眼下，尼尔斯·玻尔的消息，又让杨寰宇处于一种选择之中，那就是华夏该怎么办？依着杨寰宇的本心，他绝对不想搞出这个东西出来。但他能阻止别人搞吗？如果这个世界依旧是美国率先把原子弹搞了出来，华夏想不搞出来都不行。当然，想要阻止也不是不可能，好在杨寰宇知道美国、德国、和英国、苏俄都是以那些人为主导，研发制造了原子弹。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就是派人去刺杀这些科学家们。当然这只能阻止一时而已，核裂变的理论既然已经存在，没了奥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