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行和吴政治都点了点头。吴政治说：“虽然游击总队的政治部不在了，但是10支队的政治部还在，只要有可能，我们还要继续派驻政工力量，加强这些支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韩行说：“咱们南征军的这些老班底，我最担心的还是五支队和六支队。特别是五支队，听说王金祥又给他派了一个团副，和一团长郭子彬打得火热。郭子彬头脑简单，在旧军队里当过兵，当官的思想非常严重，政治信仰又不甚明了。如果一但被这个团副拉下了水，后果不堪设想，我还是去一趟吧！”
张维翰想了想说：“韩副司令跑一趟也好，咱们先从五支队拉起吧！”
今天的五支队，已今比昔比，过去的五支队，只有几百人，参加南征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营。现在的五支队，却已经发展到二个团，二千多人。
一团的情况是两个营九个连，不到一千人。二团的情况也差不多。
为了加强党的力量，聊城游击总队政治部给五支队派去了一个党代表，那就是政治部主任盛北光，冠县县委给他派去了一个参谋长，那就是郭芳臣，就连一团的政治部主任沙延孝，也是一名党员。
另外，游击总队政治处还分配到五支队三十多个政干校毕业生，这些人全部充实到了基层连队，当政治指导员、政治干事和文化教员。
王金祥一看，这还了得，五支队都叫共产党吃了，也赶紧往五支队派他的嫡系人员，一团就给派了一个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团副叫孙可全。
孙可全到了五支队后，就在和共产党争天下，他对连队讲话说，现在中国只有一个党，那就是国民党，现在中国只有一个领袖，那就是蒋委员长，只有一个主义，那就是三民主义。
当时部队正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当时，他就对团长郭子彬讲：“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共产党的宣传，不要听这一套。什么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要是大刀能砍鬼子的头，就不用机关枪、大炮了。”
团长郭子彬听了孙可全的话是不断地点头。郭子彬本来就对共产党的这一套不满，他管理军队的办法，还是老一套，动不动就打骂士兵，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所以对孙可全还是非常看重的。
沙延孝对郭子彬建议说：“要想一团有战斗力，那就要培养一批能干的班排长。要挑选成分好，思想好的下层士兵进行专门培训，他们是部队的被压迫者，是军队的主要力量。连长官架子大，动不动就打骂士兵，还是旧军阀的一套管理办法，必须要设法革除。”
郭子彬不同意，说：“下级服从上级，长官体罚士兵，这是最正常的事情，怎么能随便改呢？照你这么个说法，官兵都一样了，那还要官干什么呢？你说得这个事，不行！”
沙延孝一看说不动郭子彬，就把盛北光搬来了。郭子彬知道盛北光不好惹，不情愿地听了盛北光的一番开导后，才勉强同意了沙延孝的做法。
当时一团的情况比较混乱，个别连长抽大烟，经济不公开，贪污士兵的伙食费，吃空饷是比较严重的。
沙延孝征得了郭子彬的同意后，从各连抽调了一部分班排长、士兵中的积极分子，一共120多人，组成了4个分队，分成3个军事队和1个政治队，在范县城内训练了一个多月。
训练中上午为军事课，下午为政治课，政治课主要是讲抗日十大纲领和抗日救亡的一些材料。通过学习，使这些骨干的思想水平大为提高。
培训结束，这些骨干回到连队后，立刻成立了救亡室、经委会，发展了民先队员，建立了党的组织。
连队的伙食由经委会清查帐目，公布伙食的收支。经过经委会的努力后，连队的伙食改进了，每月每个战士可以分到几角钱的伙食尾子。
在救亡室的努力下，连队文化生活也改善了，办起了黑板报、识字班，每天上午上起了文化课。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连长不敢随便打人了，群众纪律大有好转，部队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士兵认识到当兵是为抗日救国，是光荣的。
部队从此正规化了，每天都得出操，上政治课。有些团营连长的亲戚，流氓二流子，土匪大烟鬼受不了了，纷纷自动请长假回家了。
孙可全挑拨郭子彬说：“人枪都是你们拉起来的，有姓盛的，姓沙的一个螺丝钉吗，本来他们都应该听你的。可是如今，你看看，权利都叫他们夺去了，如今谁还听你的。就连你的亲戚都叫他们逼走了，以后，还说不定发生什么事情哪！”
这些话说到了郭子彬的心坎上，心里也是对共产党的政工人员十分的不满。
11月15号的时候，也就是韩多峰被阳谷安乐镇的“忠孝团”所困，身负重伤。这时侯，范筑先命令五支队的盛北光急带五支队的两个团前去解围。
而这时候的孙可全，就说自己的肚子痛没有去，而是留下来，瞅机机会，游说孙赛花，准备变天。
他对孙赛花说：“孙司令呀，这支部队是你一手拉起来的，多么不容易呀。可是如今，你看看你还有没有一点儿权利。就连带兵去平叛，都是范筑先点名让盛北光带着，而不叫你带着。这叫什么，这叫大权旁落，如今的大权早就落在了共产党的手里了。”
这段日子，孙赛花也是感到，一些事情，都是政治部主任盛北光和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