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客厅，我随意走进了一间卧室。卧室里差不多都暗了，因为张大叔自己做了一布窗帘，窗帘拉过来，傍晚时的光线就更透不进来了。
但卧室里还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模模糊糊的瞧见，窗帘边上有一套桌椅，角落边有长方形的床垫。我走过去摸到椅子，坐了下来。桌子上边儿堆着好多书，好多本子，有些乱。这肯定是张大叔的书桌。
正前方有一个翻开的本子，上边密密麻麻的写着好多字。这会是什么呢？张大叔的日记？怀着疑惑，我推开压着本子的一本书和钢笔，抓起本子凑到眼前。但光线实在是太暗，钢笔字潦草、细小、密集，我实在是辨认不清。刚准备带出去看时，我又在桌上的书堆中摸到一支手电筒。
推开开关，终于亮起了灯光。我将手电筒架在脑边，按着本子阅读起来。
这有些像是日记，但更像是张大叔自我记录的思绪备忘。
闲来无事，今天我又翻阅了一次《理想国》。粗略读完，使我联想起很多，联想的内容，大都是关于这座城市的未来。在我们这群人的努力之下，这座臭气熏天的城市，稍微变好了一点。在还没有其他人加入这里之前，是该好好坐下来思考一番了。
几千年前，在遥远的欧洲，在那个还是以城邦为单位的时代，这位哲学家就思考得更远，将自己对理想城邦的构想，倾注于这本著作之中。这位哲人，将社会总归为一起，将城邦人民划分为了三个阶级，分别是护国者、卫国者和劳动者三个阶级。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有些笼统。但是，这位哲人，恰巧窥见了构造社会中的最重要一层——社会分工。
一个社会的构成，商品经济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分工。这是显而易见的。
《理想国》刚开卷，就围绕着“什么是正义”的对话而展开的。作者柏拉图，就借苏格拉底之口，在解释他对“正义”理解的同时，又将“社会分工”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强调了一番。因为这位哲人所认为的“正义”，就是所有人力其天赋，专心做自己的事，不越级，不干涉他人。大家各司其职，你该是什么，就去做什么。分工明确，城邦，或者说是社会，才能良性发展。
关于该书里的其他观点，我不想去探讨，因为我不是来记读书笔记的。我记录下今天所想的原因，依旧是因为那个抛不走的问题——如何在这座空城里，建立起秩序？
上次和那个大学生交换观点之后，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有些困，让我理一理思路。
下一个段落里，字体粗细不太不一样，或许是张大叔换了一支笔，也可能是两个段落之间隔有时间段。我抓了抓头发，继续往下读去。
所谓社会秩序，就是用一套成文的规则，将人类兽性、非理性的那一部分规训住。说白了，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化性起伪，讲经颂德。但也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向前发展。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论是放任，还是压抑住人性，绝不会有好结果。
而人性这东西，又甚是复杂。
我认为，人性是伴随着智慧而产生的，也就是人类所具备的综合特征、基本属性。高等智慧的产生，使人类学会了思考，学会了理性分析问题，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周围的客观事物，符合自身的利益。
我们脑中的智慧，是一切的根源。人做任何一件事，都会先经过脑里的智慧，权衡利与益，再计划步骤。
我们为什么不说猪性、狗性，却偏偏有“人性”这一说法？原因是，人类有理性，也有兽性。这两种本能，在不同情况里，是会发生转化的。我的看法是，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将人类的兽性激发而出。
现在的环境，谈不上是艰苦。但无疑，现在的世界没有监督，很自由。昨天和王军英大哥谈到了摆路障的问题，我能听出，他其实很反对我这样的做法。他认为，我们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用，因为我们的人手根本不够，路障设在那里形同虚设，还容易把别有用心的人引来。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如果不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要腾出本就稀少的人手出去寻找活人，这会影响其他的步骤。而且，我觉得他的看法有点消极，他认为找上门的都不会是好人。但我觉得，所有活下来的人，都是经历过社会规训的，大部分人都还带着良知，带着道德。当然，也不排除有人会退化，会有二心。但那毕竟是少数。在没找到其他有效的办法之前，还是就照现在的样子吧。
放任人性容易，压抑住却难。我有些拿不准，我提出的五条戒律，会不会让这座城失掉吸引力。在外自由惯的幸存者们，看到木牌上的条款，肯定也会开始权衡，到底是外边儿的自由放任好，还是更愿意进城享受安宁？
这个我倒不担心，因为这五条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