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很多事说到底都是一个“食”字闹得。
孟韬不由感慨，为了粮食和生存，扎戎寨主远赴陇南，结果搭上了性命，一去不回。为了一口饭吃，商山的许多百姓稀里糊涂地揭竿而起，加入了叛军。
其实他们不见得不满大宋朝廷，有心反叛，主要还是为了一口吃的果腹。跟着叛军一起烧杀抢掠，多少会有收获，至少能有一条活路。
人在饥饿面前会有怎样的疯狂，可能是和平盛世的人们难以理解的，古代灾年叛乱毫不奇怪。
这类的叛军对统治阶层的威胁不是很大，但破坏却十分严重，对百姓而言更是恐怖的灾难。
古代所谓的农民起义，初期往往是极具破坏性的。最初是为了一口饭吃，渐渐的人性丑恶的一面会暴怒无疑，抢掠财物，趁机发财；祸害百姓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奸/淫掳掠；甚至作威作福，随意烧杀，视人命为草芥……
只有到了一定规模，起义首领有了雄心壮志和远大谋划，才是叛军向义军的转变。他们才会好好经营地盘，安抚善待辖地的百姓，收买民心，作为根基。
否则过境的猛虎哪会在乎当地百姓的死活，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十室九空这种惨剧，某种程度上他们才是罪魁祸首……
听闻距离不远的陕南商山发生叛乱，孟韬还是蛮紧张的。遭受旱灾的商山粮食匮乏，朝廷的赈济和安抚似乎也不够及时，叛军为了生存必然会转移。
东、北两个方向他们肯定不会去，北边是关中京兆府，那里有大宋最精锐的西军驻守。只要叛军首领脑袋没有被驴踢，就不会去送死。
至于东边则是中原河洛平原，那里富庶不假，却是大宋的京畿之地，拱卫自然严密，焉能容叛军横行？
说句不好听的，倘若让叛军进了河南，大宋枢密使恐怕就该自刎以谢天下，连请罪都显得多余。
所以叛军的移动方向只有西和南，孟韬很担心叛军沿着汉水西进，那样的话，整个汉水谷地就会血流成河，甚至成为修罗地狱。
定军寨的安危也会受到威胁，大好的家业先不说，想要保住性命恐怕都是一件难事。
幸运的是有消息传来，叛军选择南下，进入了襄阳和随州地界。
自后汉三国开始，荆襄便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叛军冲着钱粮财富而去完全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也意味着他们的死期快到了，荆襄北接关洛，南连荆楚，东达江淮，西可进巴蜀，乃是争夺天下霸业的战略要地。
要是荆襄有失，大宋王朝将会面临怎样的动荡不言而喻。
隋末，唐末盘踞此间的义军首领不少，最终成为割据一方的心腹大患。后世的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席卷天下之前，也是荆襄发家的。
其中凶险，相信皇帝和朝堂衮衮诸公早有预见，肯定不会容许这样的情况恶化。必定会调动大军平叛，一群乌合之众怎会是官军的对手呢？
那些为吃一口饭加入叛军，或被裹挟其中的百姓可怜了，很可能成为刀下冤魂。
那些伺机而出的盗匪头目，以及其中推波助澜的阴险之徒最为可恶，则是活该，死有余辜……
对孟韬而言，唯一损失的大概就是刚刚准备开辟的东线商路，沿着汉水的金州（安康）、襄阳和武/昌等地暂时无法行商。只能坐在定军山，静观大宋朝廷平叛。
……
诚如孟韬所料，枢密副使富弼上书道：“秦末、隋末、唐末诸寇……观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张海、郭邈山辈强盛……若任其肆虐，穿州过府，危害百姓，或成心腹大患。”
富弼的上书引起了大宋君臣的高度重视，朝廷立即调兵遣将拦截，追杀叛军。
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兴许是承平日久，大宋的将领们太久没有上过战场，已经不知道如何打仗；兴许是将领们太过掉与轻心，而叛军的实力太强大……
总之，平叛战事一塌糊涂，商於提举捉贼将官上官珙被杀，官军大败，士卒躲藏在山间才得以保全性命。
一时间，叛军长驱南下，直趋襄、随、均、房、安、郢等诸州，荆襄一片糜烂。
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情况严重，当地百姓哀嚎不绝。不过叛军每到一处便打开朝廷的府库，大量的粮食拥有莫大的吸引力，无数遭灾或者贫苦的百姓，以及趁机生事的地/痞流/氓蜂拥而至。
他们中的很多人稀里糊涂成为叛军的支持者，更有很多人加入到叛军之中，以至于叛军的人数越来越多，声势越发的浩大。
尤其是出现官匪合谋之后，情况便越发糟糕。
大宋在荆襄一代设有光化军，其中有一个铸钱监，负责采铜铸币之事。为首的将校名叫邵冲，不知何故竟然张榜公告，拉拢了麾下数百将士一起加入叛军，树起反宋旗帜。
如果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倒还罢了，一旦有识之士加入其中，叛军的实力和破坏力将会大幅度提升。
倘若再有个大有作为之人出现，笼络好有识之士，并取得当地百姓和士绅支持，叛军则会发生质的变化。割据一方，拥有争霸天下的实力，甚至改朝换代并非空话。
消息传到东京汴梁，大宋皇帝赵祯尚且来不及震怒，一股流言便悄然而起。
流言说五月时曾有过日食，乃大凶之兆，兵戈灾祸蜂拥而起是必然的，此乃天子不修德行所致……
甚至还有人将叛乱与三个皇子夭折之事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