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小以后，少年秦父就像古时候的“入室弟子”一样跟着柳先生。
柳先生在老家原来是有一位夫人的，就是那种门当户对，到结婚前只见过一面的的那种。柳先生那时是热血青年，他的理想是教育救国，结婚是碍于父母亲亲戚的面子，自然看不上这种婚姻，肯定也不会相信那种什么花前月下，才子佳人的戏文。反正当时他在北方办学，和家里的夫人也不常见面。他们育有一子，到了孩子三四岁能走路时，第一位柳师母有时还带着儿子来看这师徒俩。她看见师徒俩的房间除了两张书桌收拾的挺干净外，一张床头挂的是柳先生的一件比较新的棉袍，一张床头挂的是少年秦父的一套比较干净的校服，这大概就是他俩重要场合的行头。这两套衣服的肩头，都用报纸遮挡着，报纸上满是灰尘。两人吃的吧，大都是在食堂凑合，还经常为了买书和接济贫困的同学，而弄得自己身无分文。柳家在上海浦东也是有颇家产的，她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
看着这师徒俩这么狼狈地生活着，第一位柳师母真不知该如何说他们，暑假来帮他们搞一下大扫除，到了寒假他们依然故我。柳先生的儿子本来想丢在柳先生身边上学的，不知是孩子是受妈妈的影响，还是觉得北方生活较苦，只上了一年小学，就回浦东去了。柳先生也不说什么，也不常回浦东看他们。一来二去，夫妻必生隔阂，再有2年，师母就不再来了；又过2年，她竟带着孩子离开了柳先生，按当时的新说法叫离异了。柳先生居然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本来就没有结婚证。
秦父却感到很歉疚，觉得是他拖累了老师。柳先生说，哎，就是不带着你，我也会带其他学生的，不必心里有愧。
到了秦父中学毕业那年，秦父征求老师的意见他该上哪所学校好？柳先生说，我也早替你考虑过了。上文科大学吧，以后毕业了，主要去向就是到政府各部门去做事，混个升官什么的，难免牵连政治，你朝中又没有人，没有什么意思。我看你还是上师范学校吧，出来做老师，做教书匠，教书育人，无论世道怎样，总是好事。当然，大主意你自己定，我只是做个建议。
秦父说，我敬听老师的。
就这样，他们一同在一起生活了十年，一直到秦父师范毕业，做了老师，搬到教书的学校里去住，才分开。
（二）.
柳先生在北方办起了小学直到高中,不仅使他获得了声誉,也更让人敬佩他的学识.北方当时几所著名的高校争相请他去教课.
柳先生教历史从来不写教案,当然除了有特别要求的部份,他上课上下五千年娓娓道来.因为新学,旧学他都热衷,且都有深入的研究,还去日本学习过.特别是他参加大革命的经历,使他的课不光只讲历史的掌故,而且还联系当时的实际,借古谕今,让人得益非浅.所以深得学生们的喜爱.
只要是柳先生的课,不仅本系的学生不会缺课,就连外系,外校大量学生都来旁听.
柳先生对时局,新闻的分析文章常常见诸于报端.
往往是听课的人越多,柳先生讲课的激情更高,更浓烈,不知是否达到了他在清朝末年,为唤醒民众,登台演讲时的那种状态.
第二位柳师母马淑君在女子师范读书时,就是常去听柳先生的讲课,转而仰慕他,经人搓合,和他走到一起的.后来
淑君又把求学借宿在自己家的远房亲戚李婉之,就是后来的兴旺和家旺的妈妈,介绍给了秦父.
(二)
柳先生年龄大了,准备回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书之前,向学校推荐秦父接他的课.学校本来觉得秦父只是高等师范的文凭,担心他压不住阵脚,惹得柳先生好一阵不高兴,甚至说不去参加为他开的欢送会了.
后来的事实时,秦父的讲课虽没有柳先生那样的激情,但他分析历史问题更加深刻,更加细致,同样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听过秦父讲课的同事老师都说,师徒俩的学问水平都不简单.
(三)
王云五入主上海商务印书馆后，商务印书馆的高层采纳了王的提议，高薪在全国招聘文化人士共同发展，高级职员的薪水比一般大学教授还要高。柳先生想想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再在北方教育工作第一线工作有点力不从心了，夫人和女儿孩都在上海，再不回去，对家人对自己实在有点说不过生讲了自己的想法。商务印书馆的头儿们一听此事，都非常高兴，还派专人来北平接柳先生回上海工作，甚至说他要多少薪水都可以，只要不要求超过总经理王云五的薪水就行。其实，他们知道，像柳先生这样不贪图荣华富贵之人，拿多少薪水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像他们这些高端文化人,要的只是干工作的一个舒心环境。
(四)
1932年年初的第一次凇沪抗战时,日本鬼子的化,几乎完全炸毁了中国，乃至包括日本在内远东最大的出版及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
柳先生和全体商务人一道,不分昼夜的加班努力,采用一位编辑配一位名师的办法,聘请当时的国学大师赵欲仁主编高小国语课本,沈百英主编初小国语课本等，起名为复新国语教科书.
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这一班人硬是把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的全套教课书编辑完成了。这就是在有现代化设备的今天也是不易做到的.
在1933年秋季开学前，由商务印书馆在20余省的销售机构向全国中小学发售。此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