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天的座谈会，该着蒋介石发言了。他的发言完全和汪精卫的发言语气不同了。因根据情报，日本内阁已奏请天皇批准，将增兵华北开战。蒋此时清醒了。他意识到，再不坚决抗战，不但自己没人拥护，怕是国将不国了。
——国民党到底抗没抗日？多年以来，说法颇多。看了此书，笔者以为大家自有明断。笔者强烈反对某些所谓历史专家的看法、说法，什么9.18事变、卢沟桥事变，好像整个局势都掌控在腐败的国民政府手中一样，意思就是说，他们国民政府不动员全民抗战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的，9.18、卢沟桥等等，其实他们都能掌控，真是一派胡言；二次世界大战应从德国闪击波兰开始等等说法，真是阿q精神，难道这样就能和“国际接轨”吗？那我们的义勇军、东北抗联战士的血都白流了吗？笔者以为真确的说法应该是:1931年9月18日，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不是什么事变，也是二次大战的开始；1937年7月7日是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和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中国进行的是十四年的抗战！
（二）.
于是，时任中华民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于7月17日，在江西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后人起名为《最后关头》：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略去部份）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徵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溏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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