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官皆出府中，不问其能，官位私授，实为祸国之始也！”
或许这就是光绪十八年后，“九督议政”以来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从那一天，地方总督终于撕破了最后一丝伪装，凭借着自身的实力从朝廷手中夺得权力。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基础，各个总督无一例外的都借口整顿吏治，对官场进行了梳理，将幕僚、亲信委派于地方，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如此一来，推举官员势成必然，至于那千年的科举制度自然也就是不废而废——纵是考上了状元，又能如何？于京中作个翰林？
在某些忠臣义子的眼中，这自然是祸国之始。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权由地方直接导致中枢的权威尽丧，尤其是对京官的影响更大，失去了地方的炭敬、冰敬，这京官的日子过的更加清苦起来，而在家人的信中，乡人对他们也没有往日那般抬举，因为他们失去了对地方官员的制衡之能。
如此一来，自视忠臣的京官们，自然会将这“举官制”视为祸国之行，于朝廷甚至报纸上大加指责。
可无论如何，总督们是绝不会放开官员任免之权。也正因如此，不知多少人，之所以于府中行走，为的就是一纸公文下的鱼跃龙门，有时候这比科举要难，科举只需要读好书就行了，而这仅只靠读书是不行的，因为这没有标准。
而有时候，这却也很容易，只需要得到一位大人物的赏识，那一纸公文就会填上大名，完成由民到官的锐变。甚至不少那些自许忠臣的京官，如果意外的接到一封来自地方上的信，其即会挂冠而去，往地方任职，再不提什么“祸国之始”，人总是现实的。恰如同这终日于总督府内外行走着的人们一般，他们为的就是那一官之位。
一大早，总督衙门的公文便下了下来。这公文显然是早就印好的，甚至只填写了名字，时间，然后授印，这便是委任状，这一纸委任状，便是官身的象征。但是官与民的区别，是荣华富贵的象征！
对于这种委任状，唐小虎并不陌生，实际上，早在去年的时候，他就曾拿过一张委任状，不过那时签署委任状的是东三省总督府民政部。而这一份委任状，却是由的直隶总督发出的，任的也是直隶的官。
直隶的官与东北的官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之处，恐怕就是没有苛刻的权责制衡，甚至没有监督，这官意味着的不是责任，而是荣华富贵。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会捞的，又岂只是十万？
拿着这纸委任状，唐小虎的心潮起伏，竞然半点激动都没有。看着状上的职务，他的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个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去年被勒令辞退，申诉失败沉沦数月后，他来到了关内，凭借着当年在仁川时与二公子的一面之缘，得到了现下的这个位置。可以说凭得是裙带关系，可无论如何自己现在切实地踏进了这个官场，这个官场，将给自已怎样的一片天地？未来的某一处，会有怎样的陷阱在等着自已？
几千年来，大家都明白学而优则仕，说到底，就是一心只想当官。可真正当了官才知道，一脚踏进去的，恐怕就不是什么好地方。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真正身不由己的，应该是官场才对。
这官场，究竟是什么？
为何会令府中不惜通过悉数清除的方式，也要与其划清界限。甚至通过苛细繁杂的章程来约束官员，以避免满清官场的习气影响到东北的官员？
好了，曾经的不解，在不久的将来都可以得到答案，从现在开始，自己就直隶土地林野调查局坐办了，这显然是一个要差，同样也是一个肥差。
土地林野调查对于曾任地方民政官的唐小虎来说，他并不陌生，土地林野调查是总督东北后实施的第一项工作，其一方面是为了明确土地所有权关系，清理隐田，使纳税义务得以落实,
另一方面。通过大片土地与山林的国有化，总督府获得了数以亿万的田地，从而为接下来的发展铺平的道路。
作为地方事务官，他曾与二公子，甚至李中堂一同谈过此事，为其计算过，府中得以地利的多少，那天文数字般的地利，只惊得李中堂半晌说不出话来，东北之富，只是未尽全显，东北之强，亦是如此，而凭的就是那地利。
但直隶显然无法同东北相比，不过其虽说没有无尽的荒地供当局征用，但当局却可以通过林野调查，清理出民间隐田，并进一步提高税收，对于北洋衙门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这份差事，真的那么好干吗？
借以西式测量法清理出民间隐田，看似简单，只须要带着洋技师，把地量上一量，确立一下土地源属即可，但实际上，其间却涉及到及太多人的利益，大家为何隐田？不正是为了少交一份皇粮，少纳一份捐纳吗？
但凡是能隐田于民的又有几家于地方上没有些许势力？甚至就是这北洋衙门里，随便拉出一位，其家里又怎可能没有千百亩田地，他们又岂会乐意让人查出实质的地数来？
“东洋人，可用，但不可尽用，只是以事而用，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人，靠咱们中国人自己，让你去主持这件事，你就大胆去办，老夫予你撑腰……”
想起中堂大人的话，唐小虎非但没有感觉到一丝感激之意，心底反倒是言语着。
“话说的好听，到时候万一若出什么乱子来，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