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告一段落
在后世，曹操背负着奸贼之名，一举一动，在世人们的眼中，都属于“奸诈”之举，仿佛是一个只看重个人利益的政客，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就是对他性格的最佳诠释。
然而，在历史上，曹操却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是后者只注重个人的政治利益，而前者，则有超脱于个人利益乃至阶级利益的政治理想。
从这一点来说，在中国古代，唯有儒家学说能培养出这样的政治家来，因为道家讲究出世，是隐士的哲学，自然没法培养出政治家来；而墨家的学说又太过异端，以至于早早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夭折了；至于法家，法家的学说，是最注重现实的，也是最功利主义的，自然就很难有超脱自身的政治理想了。
曹操在他的《对酒歌》当中所描绘的“乌托邦”，主要还是建立在儒家王道乐土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与后世很多人把曹操的形象，定性为“法家代表人物”，是有一定的出入和冲突的。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首先来说，法家是没有所谓的“乌托邦”的，这种对完美政治制度的憧憬，也就只有法家以外的其余三家（儒、道、墨）才有，法家只需要把全国变成一台生产与战争相结合的大机器，让百姓全都成为这个机器的一部分，老老实实的按规矩运作就可以了，至于百姓的幸福度如何，他们是从来都不关心的。
其次，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家学说实际也开始渐渐转入地下，不再公开传播和施行。事实上，帝王罢黜法家，并不是想真正消灭法家学说，而是想把法家学说垄断起来，使其成为专门的“帝王心术”，不再公开、广泛的流传罢了。这样一来，无论是君还是臣，都急于给法家学说穿上一件新的外衣，来掩饰它的原貌。于是，“儒皮法骨”这一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便由此诞生了。
曹操除了是一流的政治家以外，还是一流的智谋之士，自然懂得儒皮法骨这一套。因此，他在诗歌当中寄托政治理想的时候，用的是儒家的理论，称颂的是儒家的理想制度。而在实际施政的过程中，他却又从不惮于运用法家的手段。原因很简单，其一，乱世用重典，需要借助法家的严酷手段，来重整社会秩序；其二，法家的手段，最为实用，也最容易取得成效，对急于收拾天下的曹操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尽管把巨鹿的屯营当成了自己实践政治理想的实验田，但是，制定起具体的法令来，曹操还是用上了法家的严酷手段，以罚做劳役的手段，来迫使屯民们遵守法令，这在真正的儒士眼中，那可是大错特错，与儒家理想背道而驰的行为，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曹操的这种治政方式，培养出来的百姓，也不过是畏惧刑罚、没有廉耻的人而已，怎么能和全民都是道德模范的理想境界相比呢？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曹操从本质上来说，依然还是一位法家人士。对他来说，只要一个国家能达到天下太平、主明臣贤、黜陟幽明、仓谷满盈、路无拾遗等一系列“治世”的指标，就足够了，至于这些指标是怎么达到的，靠什么来维持的，并不重要。
也就是说，曹操是想用法家的手段，来实现儒家的理想国度。这也算是中国的士人，在实践了几百年之后，最终做出的折衷选择罢？因为以儒家的手段来施行儒家的理想，在执行力上没有保障；而若单纯的推行法家的手段，社会又会因为没有理想、缺乏幸福感，而最终走向崩溃。唯有儒皮法骨，以法家的手段，来推行儒家的理想制度，才能两全其美。
而今，逐渐走上正轨的屯营，似乎就是对曹操的治政理念，最好的肯定。因此，走在屯营的街道上，曹操的心情，自然是颇为欣喜了。
在曹操身后，一名身材高大，英武过人的骑士，带着十余骑卫士，拱卫着曹操。路上的屯民见了这个阵势，哪敢冲犯，早就远远的躲避到一旁去了。
曹操见状，回头一望，笑道：“公刘，不必如此严肃认真，如今这些降卒，早就成了良善守法的百姓，即便我单骑行走其间，也绝不会遭遇危险，又何况有你这个高手坐镇？让卫士们收了队形罢！免得惊吓到百姓。”
那位被曹操呼做的公刘的汉子，闻言拱手道：“属下肩负着主公的安危，责任重大，又岂敢轻忽？”
“公刘，放松些，就当是你跟着子孝一起外出游猎踏青便是，毋须如此紧张。”曹操笑呵呵的劝解道。
“正因属下乃是曹子孝推荐而来，得主公破格录用，才能有今日的地位，故此，更不敢玩忽职守，稍有放松。”
“那就当是我对你下的命令如何？史督盗，收了队形，让卫士们随意跟着在我身后便可，以免惊扰到百姓。”曹操道。
“这……属下遵命！”史督盗拱手应诺，然后回头向卫士们发号施令去了。
这位被曹操呼做公刘的史督盗，便是沛国的侠士史涣史公刘了。在历史上，自曹操初起兵，他就跟随在曹操身旁，先后担任中军校尉、中领军等职务，跟随曹操东征西讨，屡立战功。而且，中领军这一职务，不但亲典禁军，还有监护诸将的权力，非亲信之人，不足以当之。
之所以能被曹操如此亲信，除了史涣与曹操乃是同乡，很早就跟随了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