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寇自重，然后再挟迫清廷，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唯我独尊。这便是袁世凯借助形势所采取的策略。
但他还是错估了形势，错判了革命党的实力。现在不同于历史上的辛亥革命，革命军实力之强，陈文强筹措之充分，革命形势发展之顺利，并没有使袁世凯达到有恃无恐的程度。
其实，不仅是袁世凯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连革命党和陈文强也未曾料到革命发动会如此迅速且顺利。
当然，“虚位以待”不是假的，是为了国家尽快安定，不使最大的两个敌人——日本和俄国有机可趁。但任何事情都有个限度，特别是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满清旧官僚，没有制约手段，怎能让人放心。
推翻了一个****、腐朽的朝廷，却让位于另一个独裁者，这样的革命岂不是功亏一篑？
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也使革命党“虚位以待”的条件变得更严格，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对此，陈文强也是赞同的。毕竟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战术，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改变才更切合实际。
即便如此，赋予大总统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如果这样袁世凯依然不满足，那只能说明他骨子里根本没有民主意识，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设想是不会成功的。
陈文强百般变幻，嬉笑怒骂，为的就是更真切地探悉袁世凯的心理，以得出最真实的判断。革命果实不容窃取，对袁世凯不能过于姑息牵就，和谈不是投降，原则就是原则，革命志士的鲜血更不能被廉价拍卖。
同时。陈文强也探悉到了袁世凯的虚实，判断出北方财政的窘迫，判断出袁世凯外强中干。对开战也没有足够的准备。
没错，如果排除各种杂牌部队和民军。现在的革命军在人数上要弱于北方敌人。北洋军再加上毅军等部队，袁世凯手中有十几万人马。但也要看到，袁氏的军队并不具备数量上的压倒优势。
况且，历史上南北两军的装备差异现在是不明显的，南军在轻重机枪数量上还要占有一些优势。即便是火炮方面的差距，革命军也正在迅速弥补，假以时日，反超也是可以预期的。再者。海军还归属于临时政府，归属于南军。这样一来，南军即便作战有所失利，长江依然是北军难以逾越的天堑。
如果考虑得再深、再广一些，临时政府的财政也有压力，但有两大银行支持，有纸钞的信用，比北方要强上很多；从军工能力和经济实力上来分析，南方也要强于北方，长期支撑是有把握的。
所以。陈文强在得到了大部分信息，并得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后，愤然离去并不全是故作姿态。按他所想。南方未必要主动挑起战争，只要耗下去，也足以使袁氏垮台。
而从山东北洋军的表现来看，装备、训练是很好的，但缺乏革命军的信仰和精神，没有粮饷，袁世凯也不能够完全控制。说得简单一些，北洋军还是当兵吃粮的那种类型，比之为理想而战的革命军差了不止一个层次。至于毅军和巡防军。与革命军相比就差得更多了。
陈文强拂袖而去，袁世凯胡乱猜疑。他并不认为和谈会就此破裂，倒是更相信陈文强在虚言恫吓。因为他也有他的情报来源。也有他的自信之因。
就目前而言，临时政府是革命党、立宪派、无党派人士的大集合，革命党虽占优势，但离开立宪派的支持还是不行的。而袁世凯在清末毕竟是个新人物，在政制上的成就，也颇有足多。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世凯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咨议局，亲袁人士很多。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其千丝万缕的关系，加在一起，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当然，立宪派强在社会影响，强在经济实力，军队一直是他们的弱势。所以，他们要依附于革命党或袁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和谈呢，立宪派比革命党更加热切，更希望不动干戈而实现国家安定统一。陈文强和革命党也未尝不是如此期望，但现实总是冷酷而不随人愿的。
袁世凯虽然口口声声赞同共同，但显然是认为不论做皇帝也好，做总统也好，总之在他当了元首之后，自己高高在上，而纳革命派与立宪派，乃至原有的清室官僚体系于自己的新法统之内。而他的新法统，却与革命党所要建立并遵行的差距是那么大，新旧难以融合。
因此，陈文强虽然认为定都在北京是比较合适的，能兼顾到东北和满蒙，但要制约住袁世凯，则非把他拉到南京不可。或者把北洋军分散调至别处，至少在京畿地区要有革命军，且不弱于驻扎于此的北洋军。至于北方的问题，总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所谓天子守国门，当然有道理，但也不是没有弊端。在古代的通讯条件下，定都北京自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骚乱有更快的反应速度。但现在电报瞬息万里，决策层坐镇于何处，影响并不大。而在现代化战争的背景下，坚城的作用也大大降低。
只不过，北京作为明清两个朝代的首都，人们在心理上更加认同。而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对北方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鉴于袁世凯的心理，陈文强决定采取上、中、下三策。上策便是革命军进入京畿，与北洋军一起组成北京军区，负责首都的安全，也负责保护北上的各省议员和复兴会高层；中策则是拖延，既不达成协议，也不轻言破裂，就这么耗着；下策则是把袁世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