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的文字创作者在开始写作的时候,一方面会想着自己一炮而红，作品流芳百世被以各种方式解读甚至成为一个某某学派。当然同时出于自知之明,他们实际上并不会真的去考虑自己作品中间的某一部分是否会造成深远的社会影响云云。毕竟那距离自认为只是一般人的大众来说实在太遥远了。
易之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所出生的时代是一个去经典化的时代,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再具有它们曾经具有的所谓“教化”能力,对人的影响不再那么深刻。所以他自己虽然很认真地在写作，知道自己现在正在一个大时代，文字能够取得极其恐怖的影响力。但是这样的心态也仅仅停留在——会很容易出名，会很受尊重之类的想法上,而长期生活在学校这样的地区周边，即使本身他已经开始接触到一些和政治相关的东西,易之也没觉得自己写点文章真的能腥风血雨。
但朱怀仁所告诉他的一切却确实地将一切摆了出来，结合了他对于历史的认识和一些事后诸葛亮的看法的这部完全和名字不搭的《红楼梦》，掀起的影响并非是易之原本所以为的那么简单。
普罗大众在阅读一个故事的时候，往往是不会主动去想一个故事背后是否有多少深意又反应了多少社会现实的。这又不是在做蛋疼的语文考试题。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文学作品总是会遭到更深层次的解读的。
在每一个大时代。
什么叫做大时代？实际上文学作品受到过分关注的大时代未必是历史上多么风起云涌的时代，也可能只是党争比较厉害，舆论氛围很压抑之类的时代，作为传达思想最直接和隽永的方式，文学在这些时候理所当然会受到关注。而越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形式更是因为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而变得越发引人注意。
但是，实际上整体而言，在社会教育程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前，即使是在文人圈子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撰写出足够影响力的长篇
接受过后世完整教育，有过各种各样创作历史，并且拥有远超于这个时代人们的阅读量的易之，看上去似乎并没有比其他文人有很大的优势，但穿越者就是穿越者，他们始终是不同的，而不同寻常可能会成为被疾风摧折的秀木，也可能会成为不同凡鸡的仙鹤。而这中间，还要看他们自己的智慧和抉择。
易之很聪明，正因为发现了自己想要扩大影响力的一部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他才越发觉得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这算是他真正认真创作一部这样的待遇，由不得他不自豪甚至骄傲。但是同时这样的影响力也让他觉得有些害怕。
在和平社会生活习惯了的人对于太过狂热的社会氛围总是会觉得不适甚至畏惧的。而现在报纸上的天天论战，学校里不同的政治派别，这都由不得易之产生了一种恍惚感。他能够想到的最贴近的气氛大概是八十年代从解放思想开始的一系列变化，但是那种情况和如今这样因为皇室军方等等不同势力的交锋而产生的剧烈冲突肯定有所不同，危险度就差了好几层。
一旦涉及到这些，易之在进行写作的时候，就常常踟蹰了。
说什么文学创作要讲出敢说的话，说什么要敢于说真话，这是一般人能做的事吗？
后世一群在键盘上挥斥方遒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所谓“文人”，一天到晚怨社会，好像他们说点反动言论就真的是敢说真话，在为国家着想一样，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这些人的某些言论破绽实在太明显，根本没人有心思搭理而已。而真正说真话的文人还要倒回去几十年才找得到。
譬如巴金，顶着当时还极度浓烈的批判风写《随想录》反思过去十年的错误，因而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但是巴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至少对他本人发表言论有很大的保护。相较而言，再往前，邵飘萍说的是真话吧？下场如何？
都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易之自认为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一般人，他很看重自己的生命。而另一方面对于现在这个国家某种程度上说的思想混乱，实际上他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从没有接触过真正政治的象牙塔出身的家伙，生活在没有皇室的国家的家伙，通过书本上的三言两语判断过去历史的家伙，他凭什么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判断，并且认为自己说的话是对的？既然没有这个资格做判断，胡说八道什么？
典型的文学青年心理让易之内心存在着想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愿，也觉得自己这样的文化人还是很重要的。但是经历过对于某一类文人的批判，甚至于是穿越对于只会嘴炮的旧文人的分析，不算个炮仗脾气而且还能够反思自己的他内心很清楚自己的斤两。
第一，他对现状并不真正了解，针砭时弊都说不到点子上，随便沾染政治是一种不负责。
第二，他的确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远见，但是现在随便说话的话很可能被人利用。
第三，很大一部分普通人开始跟着他的思路走了，而皇室和军方因此而越发看重他。
如果易之不是现在这个脾气，在朱怀仁说了那些话之后，说不定会觉得很骄傲？能够在穿越过来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几乎说是混得风生水起，足够让一个人自傲了，然后就能够不过脑子地用后世的眼光在这里随便说话，好像以为自己说的就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