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在茶几边的谭央抬头望着毕庆堂，她脸上的敬仰与笃信已是毕庆堂经年未见的，他对她微微笑了，她也笑着回应他。随即她低下头，低头时，脸上一直挂着笑。
晚些时候，谭央留女儿在毕公馆住，她自己回去。老周不解的问，“这么晚了，去哪儿啊？医院有事吗？”毕庆堂摇了摇头，之后叮嘱谭央，穿好衣服，晚上天冷，她身体才好，千万不要着凉。
站在落地窗前看着谭央的小汽车开出了毕公馆的花园，老周沉声问，“怎么回事？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出不对了！”毕庆堂手按在玻璃上，艰难的回答，“我们现在不生活在一起，几年前，她和我离婚了。”老周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后，恨铁不成钢的斥责他，“生在福中不知福，这世道，你以为全中国有几个人像你一样，有个这样幸福的小家，衣食无忧，夫妻情深，女儿可爱。我这辈子，看过太多悲剧、经过太多苦难，可是一想到你们这个小家，便觉得若是新的中国能家家如此，人人如是，那么我们付出再多的生命与鲜血，也是值得的！”
“可是你，偏偏不知满足、不知惜福，我看你是骨子里的资本家，纵情声色、欲壑难平，你自己娶的太太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不知道吗？小妹那么有原则又好强的女人，能容得你三妻四妾？我约莫着，你是姨太太还没娶回家呢，她就先不要你了！”毕庆堂将头抵在窗子上，无力的说，“老周，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我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那是怎么回事？”他微阖双目，低声说，“我从她身上骗了一大笔钱，还为此杀了她的亲人长辈，我一直瞒着她。直到几年前，她全都知道了。”
老周好半天才回过神儿来，随即低声叹道，“毕庆堂，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缺钱的人，居然还会为了钱去赔上自己的幸福，”说着，他环视虽华美，却异常空旷冷清的毕公馆，“你呀，是咎由自取！只是，可怜了小妹和孩子了。”
老周半夜醒来睡不着，打开门在走廊里随意走走，却看见楼上的房间还亮着灯。楼上是毕家人卧房，老周想了想，便循着光上了楼。
毕庆堂坐在一个敞着门的房间中，里面摆着簇新的白漆小床和摇马，小床上，浅蓝色的薄纱幔帘和床单枕套，稚气里带着清新与安宁。
“这么晚了，还不睡？”“这几年睡觉总是不怎么好，抽大烟的时候还能稀里糊涂的睡到天亮，如今戒了，又不行了。”老周听了一愣，“你糟践自己的时候，小妹肯定更难受，你也不替她想想。”毕庆堂低头不语，老周看着房间不解的问，“这房间，不是言覃小时候的呀？”“去年冬天，小妹有了身孕，我知道消息后马上就把孩子的房间布置出来了。可是，孩子却没保住，”毕庆堂略顿了顿，又说，“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给你们送钱送物的。”
说着，毕庆堂抬起头面色凝重，“以前我觉得，只要我毕庆堂过得舒坦安稳，国不国家，抗不抗日，不关我的事。甚至于，对于这场战争我还存着侥幸，因为如果不是日本人打来上海，小妹恐怕已经是别人的太太了。可是天长日久的，我就渐渐觉出了不对。上海沦陷，日本人在我们的地盘上撒野，有多少人看不下去，有多少死都不屈从，也因此，我失去姐姐，失去了叔叔，失去了朋友，到最后，还失去了儿子以及我对未来最后的那点儿希望！我这才知道，生于乱世，活于战乱，哪儿有真正的赢家？谁都逃不过悲剧一场！我怕这仗再打下去，我连小妹和囡囡都不能保全，所以，我愿意倾我所有，只求能早早打败日本人，速速结束这场战争！”
由于战场及国际上的不利局势，日本人对沦陷区的控制步步收紧，花样频出。在上海，日本人的紧逼之下，财力雄厚又势力庞大的毕庆堂已经很难继续靠置身事外来保全自己了。
谭央儿科诊所开在租界的一栋小楼，楼下看病，她和女儿住在楼上。谭央的儿科在当时的上海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就算是诊所新开张，病人也依旧不少。
晚春的一天上午，毕庆堂来到谭央的诊室门口，谭央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什么要紧的，你先忙你的。”谭央看病人，他就一动不动的站在门口看着，一直到中午，病人都看完后，谭央带他来到楼上的客厅。看着窗外，谭央不安的问，“真没什么事吗？我怎么看你这两次来，后面都跟着部汽车，车牌子也眼生。”
其实，离日本人叫他做保安厅长的最后期限只剩两天了，日伪政府近来派人明目张胆的盯着他，他又不敢对谭央说，怕她跟着担心，于是，他浮皮潦草的回答，“世道不太平，身边多带几个随从，以防万一总没错。”谭央闻言点头称是，却也疑惑道，“那你今天来我这里等了一上午，真没什么事吗？”毕庆堂想了想，笑着说，“这几天有点儿咳，不大舒服，你也给我看看吧。”
他说话的语气里带着赖皮，孩子似的仗着病撒娇，谭央不仅莞尔，从白大衣的口袋里取出听诊器，“好，那你把上衣脱了，我给你听听。”毕庆堂干脆利落的脱了上衣，谭央将听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