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授帝把沐慈写画的方法流程及沐慈设计的收取要验表格带走，也不等第二日，半夜又召集大臣到垂拱殿开内朝会议，商议此策。
需要被救助的百姓一分一秒都不能等。
大臣都没有回家休息，所有的宰执，三品以上官员全部加班。称病的赵瑞也来了，卢太师是真受不住来不了。
大家传阅用羽毛笔写的救灾策，又听天授帝复述沐慈的方法，思考可行性。
大家虽是读书科举出身，却并不是不懂民生经济的老迂腐，不然也爬不到朝堂的顶层，自然都发现了这新颖方法的好处。
王又伦更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为自家外甥的才华感到骄傲，虽然这法子看似麻烦，但若形成体制习惯，那么只要一地受灾，天下商人都不会再有“屯粮涨价”这种遭骂的赚钱方式，为趋更大的利，又有义名，都会蜂拥而至参与赈灾。这样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上救助到更多百姓，几乎不用朝廷费多少力。
而且直接到户部结算，国库出的钱大部分用于灾民，不会有层层下拨产生的“火耗”。
立即有户部卢定国出列，问：“若官商勾结，虚出‘收取要验’，百姓没有得到衣粮，倒叫官商非法得利。”
另一个参知政事雷岳就是商户子弟，马上看出自家可以又得利又得名的好处，想着立即通知家里拿粮食去救灾，因而反驳：“即便有此事，也只是少数，此‘义商救灾策’对百姓来说，实为良策。”
李康也觉得可行：“关键是要救助到更多的百姓，至于其他，都可以容后计较。”
王又伦和沐慈呆得时间最长，受其影响最大，又非年老迂腐之辈，想到李康当年改善刑部审案制度所言“公开，监督”二词，开放发散一下思维，出列说：“陛下，‘收取要验’可做得更详细，物资由各村里正按人口领取，官府文书出具各乡，各村‘收取凭证’，一式三份，里正清点核对无误画押，一份归档，一份作为‘收取要验’详据交给商户，一份在乡、村祠堂口张贴，方便监督。‘收取要验’也一式三份，一份本地归档，一份上缴朝廷领钱记贡献值，一份在各州县的官衙门口放大张贴。请天下商户在自家的粮袋、衣物上做自家标记，百姓有没有得到那些衣粮，都会心中有数。朝廷和各州县都将‘收取要验’及详据依次存档，以备任何时候的核查。臣认为如此一来，官商勾结要收买的人就更多，想要做的天衣无缝更难，总有败露的一天。”
其实也就是增大犯罪成本，这也算民众监督的雏形了。
众臣纷纷赞同，“收取要验”看似繁琐，其实都是官员做惯的事情。国库出赈灾款，也是要有赈灾款都用到哪里的文书详据的，但以前只是各地方官员自己写，舞弊空间太大，也不由得官员不动心。
“善！此法甚善。若此次推行无阻，他日其他地区受别种天灾，也可施行此义策。且就算官商勾结，不过是朝廷多费点钱粮，总体来说于百姓还是有利的。”赵瑞作为皇帝第一秘书，也是能发表意见的，他也同意。
于是这决议多票通过。
此时的大幸朝仍在“昌和盛世”的车尾上，属于一个朝代比较富有活力的时期，天授帝执政强硬却也清明，朝官的文人风骨还保持着，百姓自然摆在了第一位。
因有更好方法解决危机，众臣的士气高涨，夜半不睡也不觉得疲惫。
王又伦却有点忧虑。
这个外甥实在聪慧，又无私仁爱，心怀百姓，虽然有天授帝偏爱，可惜就是年纪太小，前头哥哥好几个，大位难得，实在可惜。
也因此，他越能干，就越有被新皇忌惮的风险，该不该提醒一下外甥呢？
……
……
这时代，君王受命于天，如果君王不能顺天意而行，有错误和过失，那么上天就会以怪异天象和异常天灾，给予警示和谴责。由于此次水灾比往年受灾地区更多，被认为是上天示警.
天授帝斋戒、素服、废乐、退避正殿，并举行了祭天等一系列活动，自责反省，还进行了大赦、求直言等活动。
说实话，天授帝在位三十年，是在“一年三小灾，三年一大灾”的水深火热中度过的，这业务也算做的精熟。在朝会上，天授帝请臣子们畅所欲言，指出自己和他人的过失，被点名的都去修身养德，平息上天的震怒。
这就是求直言。
臣子也是做得精熟的，于是没一人敢说是“陛下您不仁德才引发灾难”，御座上那位虽然看上去老了病多，可最近又发威了，依然不是好拿捏的，积威甚重。
御史和官员开始相互攻击政敌，忠皇派是最能体察皇帝心意的，纷纷说是太子不仁，引发灾难；太子系还有残余，抓住机会攻击代理丞相选得不好——瞧，一上任就有了天灾，要求罢免王又伦；还有两个大臣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竟然说长乐王不好，说他搞什么商人赈灾，有辱斯文……巴拉巴拉……
天授帝本就被灾难搞得头痛，好不容易得了一些好方法，以后的灾难都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却听有人攻击给他出主意，保护百姓的小九郎这不好那不好，火气就上来了。
但“求直言”时装也要装个虚心纳谏的样子，不好斥责那两个大臣“妖言惑众”，心里想着要找一找牟渔，搜集一点他们的黑材料，贬他们到崖海去。
因为天授帝手握兵权，在朝堂极有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