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进来望一眼一本正经的余水清，心里止不住想笑。社会上对法院的立案难和办案效率不是没有微词，余水清办案何以如此雷厉风行快速高效？当然是印常青已经过通了余水清，余水清在这里公事当私事办，所以才这么急。印常青昨天之所以不当着马波的面说明自己与余水清的连襟关系，是因为要防马波多嘴。而印常青自己不露面，是出于回避的需要。张建军毕竟不知道西区法院的这个首问责任制用什么用，更不知道印常青对这个首问责任制用的妙用，所以才作如是猜。当然，张建军更不可能知道印常青要找余水清办案，向来都是走的范竹菊的路子。
其实印常青这一招把余水清和两个当事人马波以及张建军都蒙在了鼓里。这个案子如果被不是被洪峰盯上，那印常青的此番公关可以说是已经做得神鬼不知。
听说张建军同意过来调解，余水清接着叫来书记员于军，请来人民陪审员田子柏，准备在调解室里组织庭前调解。
张建军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其实张建军是和马波、印常青三个人是一起在法院背面一家早餐店里喝的早茶。马波进走后，印常青一直陪着张建军，张建军等余水清的电话。
谁知到了调解的时候，案情并不像余水清预计的那么简单，张建军与马波争来吵去，一是争货款的数目，二是争货款的利息，三是争给付的时间，四是争诉讼费用的负担，争得一塌糊涂，双方都是高门大嗓，争得面红耳赤，剑拔弩张，差点动武。余水清见不是事，几次三番提醒双方冷静，场面才有所缓和，双方又重新坐回到调解桌前。余水清正要接着主持调解，恰好有新的接待任务来了，于是叫田陪审员继续主持调解。
马波毕竟是第一次打官司，见余水清要走，以为余水清撂下案子要开溜，想起印常青的叮嘱，急了：“余院长，你要走，那我也就不调解了。”
余水清听马波这么一说，先还没有反应过来，待弄明白马波的意思是对田陪审员不放心，这才笑着解释说：“案子是我接的，也就是我办的，田陪审员替我挑会水，达成协议发调解书还要我来签发的，你怕我跑了不成？”
马波还是不太明白，听张建军在旁边解释了两句，才不再提异议。
你道余水清为何放心把案子交给田陪审员调解？原来余水清见张建军与马波两人虽然吵得凶，但几次都没有吵散，是以认定双方有调解的基础与可能。
这田陪审员本是一个社区的支部书记，初当陪审员，热心又热情，但不可窥破个中的玄机，接手任务之后虽然深感压力山大，但为了显点本事，只得使尽浑身解数，按照余水清传授的调解方法，又是组织背靠背的调解，又是组织面对面的调解，圆的说扁的，好的说歹的，从原始社会说到临港特区的形象与发展，从天理人情说到法律，再说到和谐社会，诚信政府。作为书记员的于军，要是余水清主持调解，他当然不会插嘴，但看到田子柏调解久攻不下，是以只得帮腔，从法律的层面宣*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以利害。两人调解到最后，居然成功了：张建军新凤服装厂欠马波永丰布料厂货款2580万元及利息3万合计2583万，由新凤服装厂于本调解书生效后一次性付清，诉讼费用由新凤服装厂自愿负担。
官司之中常有表演，律师是导演兼主演，当事人是演员。这吵理手架的事不新鲜，换作叫丢配合你也许就理解了。律师也好，当事人也罢，其演戏其假戏真唱都是演给法官看的，其目的无非是左右法官的情绪，干扰法官的判断。即使出道有年的法官也难以判断出个中的真假，所以初入道的法官往往根本就不知道这中间可能有诈。如何识别当事人的恶意串通？初入道的法官并不能从教科书中找到经验。所以法官之如医生，应该是越老越精，见多才能识广。但在本案中，即使老道如余水清，虽然识破了马波与张建军吵理手架，但也不可能识破两人之间的恶意串通，更不可能知道此番理手架就是印常青的导演。
田陪审员调解成功，很有成就感，立即向余水清汇报战果。余水清笑一笑，看了调解笔录向张建军和马波核实一遍，接着就叫书记员于军制作调解书。
田陪审员刚入行，于书记员刚入道，两人揉面团似地把一个双方当事人分歧很大情绪对抗的案子捏拢了，当然都有成就感。在余水清，案子调解结案，双方当事人解决了争议又不留后患，再加上又符合行业考核的倡导，所以也很满意。作为一名老法官，余水清核实调解结果，应该是很细心的了。
在签发调解书时，于军提醒余水清：“余院长，这个案子标的不小，调解顺利，是个首问责任制的好案例。”
余水清一笑：“二千来万，不是个大案，案子没有执行，也不是个完整的案例。”
张建军和马波签收了调解书出来，两人在法院门口还在骂骂咧咧，但一出大门，两人都笑起来。
马波说：“我从来没有打过官司，原来打官司就是这么回事。”
张建军只是笑，并不搭腔。原来在调解的过程中，两人都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套路，大吵了一会理手架。这时候，张建军早已将屈楚生的四十亩地办完了鉴定评估，抵押登记，贷款已进入申请阶段，听说快要审批下来，款项即将到账了。
张建军这笑，比马波要复杂得多：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