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中华三年，新中国的军事行动基本可以称得上一路奏捷：武力夺取了旧汉的临时首都下邳，逼迫汉室再度南迁，而后一举攻克了徐州全境，同时刚柔并济拿下了益州两座大郡。（百度搜更新最快最稳定br>至此，新中国已基本掌控了旧汉时接近九成的地区——等待天军降临的，只有益州南部的崇山峻岭与扬州的穷山恶水，以及连荒蛮之地都称不上的交趾地区。
根据去年的人口普查，登记在册的人口已经接近了八百万户、三千万人，可耕之田超过了五亿六千万亩。
一个很简单的算法，这三千万人中，青壮年劳力保守估计有一千万的话，一年只算每人一百钱的人头税，便能给国库贡献十亿；五亿六千亩土地，每亩收成只按最低的五石粮食（一石约合30－35斤，汉制则为60斤左右）计算，官府收缴二十分之一，即零点二五石，全国算下来，也就是一亿四千万石的粮食。
不过，按照我之前颁布的官吏薪俸表，一年下来，全国七千余名官吏和近万名的聘用人员，工资加起来已经接近十五个亿、一千三百万石粮食……再加上不低于十亿的政府开销，不低于二十亿的军队用度，一年下来的花费，只靠区区十亿的人头税显然远远不够。
为了开源节流，户部、吏部、礼部陆续开始了一lún_dà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吏部系统全面地对全国行政区划进行了裁撤与合并，到目前为止，全国九大州之内，总共裁撤了山阳、东平、云中、济南、乐安、安平六个郡，并派出多个工作组，对全国现有九个半州、五十五个郡的吏员设置进行了严格的审核。
在新增了益北二郡和徐州五郡总共七个大郡之后，全国登记在册的官员不仅没有大幅增加，反而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切实确保了国家财政在支付官员薪俸方面的负担没有进一步加重。
同时，户部也加强了对商业税、盐铁矿产等特种税的征收与监管，确府丰盈。（百度搜更新最快最稳定br>为了赚钱，贾诩充分利用了王杰、李牧等商界“老朋友”的影响力，甚至还利用各地的部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倒卖盐粮的活动——比如，青、冀二州的沿海郡县盛产海盐，品质虽然比内地池盐略逊，但价格则同样更低，在中原地区的基层群众相当有市场；再比如，凉、并二州粮食产量偏低，但牛羊遍野，而中原地区尤其荆州北部粮食丰收，却缺少牛羊肉食，于是朝廷就可以从中小赚了一笔。
去年全年，这些杂税和倒卖活动总共为朝廷赚取了超过五十亿的财政收入，基本上填上了各级政府和部队的开销费用。
我原本还担心贾诩“官商勾结”的行为会遭到保守派的强烈抵触，但事实是我错了。
因为保守派云集的大本营，礼部，他们的举动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甚至在……卖官鬻爵……
在继承了我曾经提出过的“捐五万金可得关内侯”这一思想之后，礼部官员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将这一政策发扬光大，他们不仅将各级虚爵明码标价，甚至又重新设置了“伯、子、男”三类爵位……
比如，他们大幅度地降低了关内侯的价码，每个只卖一万金；而专门面向各地商户售卖的子爵、男爵，最高五千万，最低也只有五百万，对于那些身价数亿的大户们，能花区区几个月的盈利就能购买一个政治身份，简直太划算不过。
这里要稍加解释一下：当年灵帝卖官鬻爵，三公标价最多也就两千万，九卿五百万到两千万，关内侯五百万，但这些公卿及侯爵之职其实也只是在当时已经颇具声望的士人官员中贩卖，寻常商贾就算再如何富可敌国，也不能买得到，何况这些荣誉称号的有效期，往往也就三五个月。而购买我新中国的这些虚爵，虽然价格稍贵一些，但可不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华而不实的政治身份，也附带着有相当程度的实惠：比如，关内侯和伯爵、子爵可世袭；比如，家中子女有免试参加州郡乃至中央官学的特权；又比如，可奏书州郡乃至中央，弹劾各级官吏；再比如，他们在家宅、车马、服饰上，可以突破原有律法的限制，享受和政府高官一样的待遇。
自古以来的商贾，有钱之后必然会谋求政治上的特权，如今也不例外。
这项政策推行出去之后，不出意外的，受到了全国各地商人们的热烈欢迎。
根据礼部的统计，各类爵位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总共卖出了三百余个。其中，只最贵的关内侯一爵，就卖出了三十多个；而市场反应最好、性价比最高的一级子爵，销量接近两百；至于价格最低的一级男爵，由于无法世袭，销量反而寥寥无几。
总之，礼部这一年为国家财政创收超过了八十亿……
当然，这项政策的弊端显而易见：直接造成了爵位泛滥，商贾地位集体上升，而这必然会导致广大士人阶层的不满。比如……太学院长蔡邕，他怒斥新政的理由是：士子们寒窗苦读二十年，才得以有机会出仕为官，治理地方二十年，也没有太多机会拜封侯爵，而一些商贾“仅凭几个臭钱”，就可以骑在广大高贵的读书人的头上作威作福，最可恨的是……广大士人往往还没他们有钱！
而这些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进入各级官学后，必然不学无术，扰乱风气，校方往往也不敢随意处置，长此以往，学风不正，国将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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