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明末国家的危机实质上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由财政危机引发军事危机，再由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大明岂有不亡的道理？/p
引发财政问题的关键就是国家赋税收入长期过低，低到了威胁国家存亡、民族存亡的地步。大明以前这个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大明还没有遇到大的挑战。/p
到了崇祯时期，受全球小冰河影响，大明连年自然灾害、连年战乱的情况下，以最为尖锐的形式把这一问题暴露出来。在全国受灾面积如此广大，灾民如此众多的情况下，大明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应对。若想要实质上解决饥民（饥兵）作乱问题，要发饷和赈灾，只能临时增加赋税，但结果商税收不到，却摊派到了农税上，导致更多的农业破产，也自然造成了更多的饥民，更多的流民暴乱。/p
“潘总理，你觉得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当中，赚一两银子，是农人来的容易，还是商人来的容易？”齐天沉声说道：“农人从播种到收获，至少要经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操劳，还会遇到各种气象灾害、病虫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风险。即使如此，农人最后所获得的收益也是极其有限的。”/p
“但是商人则不同，他们有着充裕的资本，有着异于常人的市场嗅觉，每月，乃至每年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农人。甚至出于某种先发优势，在一个行业，或者在一类商品当中具有垄断地位，那所获得收益就会更多。在大明，整个国家征收的商税却是少得可怜，所有的赋税全部加诸于农民头上。这几十年来，大明天灾人祸不少，那些活不下去的农人不造反才怪了！”/p
“听孟侯公（毕懋康）所言，崇祯九年，整个大明朝廷一年收上来的商税只有区区三百多万两白银。但是，你可知道，郑芝龙在最近几年时间里，他每年仅凭海上贸易利润和每艘海舶令旗两千到三千金的收入，就可以岁入千万计。更令人尴尬的是，大明朝廷的市舶税竟然只有四万两白银。潘总理，你说，大明的钱都到哪里去了？”/p
潘其风此时有些窘迫，他在大明三十余年，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大明朝廷商税少收或者不收，是朝廷体恤百姓，优抚商贾，善待天下，是为德政。/p
至于政府这边的财政收入，他还真的没做过多考虑，盖因汉洲黑山金矿在不停的产出金银，而且在东部的广陵堡也发现一处小型的银矿，因而对于政府这边，似乎可以实现无限制的发行“货币”。/p
“我汉洲虽然多金银，但也不能无限制的向市场投放。”齐天仿佛看出了潘其风的心思，笑着说道：“否则，我汉洲物价腾贵，以后外来商品必然大量冲击汉洲市场，不利用我们汉洲本土各类工坊发展。目前汉洲收取各类商税，看着税率要比大明要高出许多，甚至比荷兰人的巴达维亚还要高出一点，但我们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摊派，实际税率并不高。”/p
“另外，我汉洲《物权保护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任何侵犯。即使汉洲政府，也不得无端剥夺私人财产，如此明文规定，恐怕在大明，甚至欧洲国家都未曾有过的举动。”/p
中国历代王朝是没有私人财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的一切都是属于皇帝，不仅没有私有财产权，而且人的生命也都在皇帝手中。而欧洲国家关于私人财产的保护，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才正式确立。/p
奠定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继而推动和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除了投资建设更多的工场作坊，挖掘更多的矿石原料，汉洲需要做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建立一个切实有效能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环境，政府的鼓励，法制的维护，有一定基础的民众教育，最后就是不断扩展的市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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