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四川领事的公函。”幕僚又拿出另外一份文书来，这是四川派驻南京的办事处送来的，上面明确表示四川不会参与到清廷策划的文字狱中，而且还会努力帮助被陷害的人逃离。
“只是逃离江南吗？”蒋国柱问了一声，脸上神色不变，文字狱这件事几起几落，一开始让蒋国柱也显得很担心，暂停过进度。但现在两江总督重现变得宠辱不惊起来，又开始罗织罪名，显然是准备大干一场。
“是的。”
“唔。”蒋国柱点点头，甚至没有把四川领事的公文仔仔细细地看上几遍。
“朝廷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明史案是因言罪人了，但其他的是不是还不好说，而明史案之所以变成因言罪人了，也是因为庄允城势大难制了。现在朝廷要集中力量对付邓名，对东南也有所提防，朝廷虽然不想丢面子，但也绝不会投入巨额的人力物力在东南。”蒋国柱在心里琢磨着眼前的局势，反正只要浙江能够把漕运给北京送到，北京暂时机会继续对浙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漕运那局面就没有继续恶化，对付邓名到处都需要用钱，北京肯定也是能省则省，只要灭了邓名或是完成议和，那在集中力量收拾浙江的麻烦（或只是庄允城、或是还需要加上杭州）恢复朝廷威信也不是迟。
而江南这边的哭庙案和奏销案，北京可还没有定性是不是因言罪人，蒋国柱已经彻底想明白了，只要这两案的涉案人没本事闹得和于七、庄允城那么大，那这就不是因言罪人而是罪有应得。而是不能能够闹得和庄允城、于七那么大，明显问题的关键还是在……
“不是邓名。”蒋国柱想也不想地否认了幕僚的猜测：“赵国祚就是这里搞错了，他以为最关键的人是邓提督，所以一直想收买邓名就够了；而本官一开始犯的错完全一样，幸好赵国祚的前车之鉴，让本官没有一错到底。”
“真正的麻烦还是这些缙绅本人，如果他们肯团结起来对抗本官，邓提督怎么都会卖给他们军火，又能赚钱，又能牵制本官，还能削弱朝廷的威信，他何乐而不为？光给他银子有什么用？他卖大炮、步枪不是一样有银子嘛。”蒋国柱扫视了幕僚们一眼，对他们说出了自己苦思所得：“但如果这些缙绅不团结起来抵抗，那邓提督也不会派兵替他们出头。”蒋国柱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成都和北京的态度实际是完全一样：如果缙绅闹大北京就招安，成都就支援；如果缙绅束手就擒的话，北京就要江南将其定罪，部分抄查的家产上缴朝廷，而成都回来推销债券。
“所以奏销案的人员名单，应该用新的办法来定。”蒋国柱以前制定名单的原则是：有钱、对朝廷不敬、有过逃税行为（对大明）；而蒋国柱拿出来的新原则是：没买邓名的枪，没有反抗*。
“凡是和四川有联系的缙绅，一律不列入名单，本官可以给他们亲口保证，但他们也需要回报本官的好意，不去串联，不转卖四川的步枪给更多的人——”蒋国柱对幕僚口述战略：“而那些和四川没有联系的人，守财奴，胆小怕事的，都是此案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