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军不断聚集，淮扬地区战云密布的时候，一个北京的秘密使者来到位于山东边境上的康亲王大营中。用北京的话说，这个使者肩负的使命就是去执行缓兵之计，让邓名不会疯狂破坏江北的农村——既然已经决定动用中央军南征，清廷知道沿途的乡村肯定是要不得了，只要不把城市也都摧残得几年无法恢复就好。不过如果能缓一缓邓名的脚步，让乡村能够完好地保存到清军过境，那不是还能给清廷省点军粮嘛。
现在北方的督抚都觉得邓名在某方面是个死脑筋，比如这个缓兵之计吧，他就一中再中，屡教不改，导致北方督抚看邓名颇有点当初邓名看李世勋的感觉。听说又是缓兵之计后，康亲王扫了一眼高参李国英一眼：“为何邓名总会中这个计？他又不傻。”
李国英的心脏又砰砰地跳了两跳。万县突围后，为了给王明德等人平安归来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川陕总督也只好用了缓兵之计这个说法。就说王明德虚以委蛇，在实力不足的时候用缓兵之计拖住了邓名，然后寻找到机会一举突围。重庆的驻防八旗也是跟着王明德一起脱险的，他们能证明李国英没有撒谎。
“诈降计一般不管用，但对邓名就是管用，嗯，下官分析他的心理是：他第一次被诈降骗了，以后就想成功一次，以证明他最初的判断是没错的。”可惜李国英不知道强迫症这个名词，不然解释起来就更轻松了。李国英告诉杰书和遏必隆，邓名不善于攻城，所以对于没把握攻下的城市，他总是寄希望于对方不是诈降而是真正投降：“而邓名这个人特别地重信，所以不管他被欺骗了多少次，有人第一次欺骗他的时候，他往往会选择相信而不是怀疑。”
“嗯，诈降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他特别不善于攻城。不过重信也是一个原因，特别老实的人，总是会以为其他人和自己一样老实的。”遏必隆并没有和邓名接触过，不过从各省督抚的奏章上看来，邓名这个人确实不聪明，有一股子蛮力，但缺心眼、天生厚道，所以能被各地的督抚们耍得团团转。
遏必隆的总结让李国英暗地里不住苦笑，邓名年纪虽然不大，但却是李国英见过的人里古怪花招最多的，不过李国英的描述也基本是这个意思。既然各种计谋对邓名都有用，为了说明其合理性，那李国英也只能把邓名描述成一个憨厚的家伙。想到自己过去写的奏章，李国英对东南督抚的宣传也产生了怀疑，不过李国英认为东南的抵抗力量要比川陕绿营更成功，因为东南毕竟连城池都没有丢失过，而李国英却把包括忠县在内的大片领土丢给了邓名——李国英认为或许东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得不为了拯救军队而和邓名进行过交易，不过他们的抵抗更顽强，
北京这次缓兵之计的理由当然不是诈降，那些被邓名围住的孤城可以用这个理由，但十分天下有其八的大清不能用，除非邓名的智力真和蝼蚁一般，否则他绝不可能信。这次北京的理由就是议和，北京表示有诚意寻求停战，而现在明军占有的土地，清廷也可以割让放弃。
虽然北京对康亲王称这是缓兵之计，但杰书却不完全这样看，在他离开北京之前，就知道议和在北京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多年前李定国两厥名王后，顺治就很认真地考虑割让七省给永历，从而结束战争，但被坚持主战的洪承畴说服了。
邓名几次东征都如入无人之境，更和郑成功一起连续消灭大量清廷军队，导致北京对全国的控制能力不断下降。所以在一年前，北京就又开始流传“自古有南就有北”的论调，如果不是邓名在高邮湖杀了顺治和清廷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说不定早就有人在朝堂上公开提出议和的建议了。
郑成功死后，北京兴奋了一段时间，认为压力大减，可以集中力量收拾邓名了。可还没有高兴几天，邓名就又一次发动东征，而且这次更史无前例地截断了漕运——这给了北京官员以当头一棒，让他们意识到四川的实力依旧强大，依旧有可能掐断运河大动脉。
看着朝廷发来的议和文书副本，遏必隆的心情十分复杂。在这份合约草稿里，北京不但表示愿意放弃四川、云南这些明军仅剩的根据地，还愿意从贵州退兵，甚至愿意放弃广西和湖南来交换汉水流域、崇明岛和舟山。
从战略形势上看，清廷的条件无疑非常优厚，其中更暗示，明廷到底是保护永历回昆明继续坐龙椅，还是另选贤良继承烈皇大统，清廷对此都毫不关心。换句话说，清廷的谈判对手是邓名，而不是永历或是李定国或是郑经，只要成都同意和北京划分势力范围就好。
和杰书的看法一样，遏必隆认为如果邓名肯议和，北京未必不肯弄假成真，把缓兵之计变成正式的合约。至少遏必隆不会坚决反对这样一份合约，满人已经征服了大片的土地，富饶的省份足以保证八旗过上舒服的日子，只要能保住这些胜利果实，稍微还几个省给汉人也不算什么大事。
而四川和湖南两省粮产量都很大，应该足够保证南明高层生活得不错——如果南明养活不了自己，那北伐中原、光复失地的呼声就不可能沉寂下去，而如果南明文武高官能过上无忧无虑的富贵生活，那他们的斗志就可能被磨平，就好像南宋一样；而那些坚定的主战派，会成为邓名的眼中钉，不需要清廷动手，邓名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