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人给邓名送信的时候，任堂等人就返回了叙州，并把委员会的决议通报给了成都。不久后，除了镇守叙州的李星汉外，参加奉节会议的三人都返回了成都，川西集团的高官们齐居一堂，讨论如何在邓名不在的情况下进行决策。
正如赵天霸担心的那样，邓名的命令传回来之前，川西集团的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刘晋戈和袁象虽然权衡不清里面的利弊，但他们的老子都在委员会发话了，两位知府大人也不好表示反对，就支支吾吾地说扫荡一遍江南缙绅大概没什么坏处。贺道宁到川西的时间最短，归属感更差，而且他的职务是提刑官，不插手具体政务，所以对航运、江南贸易的认识不是很深刻，因此贺道宁对委员会的决议最为支持。而且贺道宁还深受他父亲的影响，总觉得既然有钱挣，那就先拿到手里再说。
反对最厉害的就是任堂，其次则是穆谭。张煌言、郑成功与江南士林的关系友善，任堂和穆谭表示绝对不能接受清廷的提议。最激进的任堂甚至表示，如果清廷屠杀缙绅，那么明军应该出兵干涉，并要求夔东军阀不得参与，否则就要减少给他们的津贴。
无论是贺道宁还是任堂，他们俩人的激进意见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刘晋戈认为，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到底会对川西的航运贸易构成多大的影响。虽然刘晋戈知道他完全是因为父亲的背景才坐上成都知府这把交椅的，也知道这次委员会上他父亲坚定地支持这个计划，但既然刘晋戈已经坐上这把椅子了，那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川西的利益——刘晋戈不会明目张胆地反对他父亲，如果大家都赞同，他就算担心也绝不会出头当逆子；但既然两方的意见争执不下，刘晋戈的态度就暧昧起来。
现在川西支撑欠条的早已经不是粮食，而是盐商卖去湖广的大量食盐，还有武昌送回的大量货物。正因为欠条能够保证买到各种商品，所以即使粮价不断下跌，欠条却依旧坚挺——熊兰不同意发动这场战争，因为他担心这场战争会让湖广的缙绅兔死狐悲，而且湖广的食盐也有一部分是要销售去两江的。如果失去了源源不断的廉价货物，欠条的信用就会受影响，这是熊兰不能容忍的——熊兰可是始终牢牢记得邓名那句“杀粮官”的警告。最后，熊兰也认为周培公不好对付，如果完全按照对方的剧本去演，最后明军一定费劲不讨好。
不过熊兰也无法说服大家，因为贺道宁反问了一句，是不是一定会让武昌的贸易受影响？熊兰当然没有证据说一定会有影响，所以刘晋戈依旧不肯当逆子，而周开荒也不会公开反对闯营的发财计划。
如果邓名在成都，那么所有的人都不需要担心，只要邓名开口，刘晋戈、袁象、贺道宁就很容易向他们的各自的老子做解释，而且夔东众将也不会埋怨到他们头上；即使邓名不在，只要川西是一个统一的集团，能够对外用一种声音说话，那么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大家可以平分埋怨，个别人也可以向亲人解释自己是身不由己。
但川西集团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邓名刚刚把这个班子搭起来两年，中间还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在正常情况下，刚成立两年的团体不会有太多的人，对外也容易团结，但川西集团现在已经是全国性的大规模团伙，好歹也有几十万人，高官还都来自五湖四海。这导致川西集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集团，而是类似超大型的联合会。最关键的是邓名从来没有进行过内部的统一战争，即使是一个几百人组成的马匪联合会，盟主都要宰一个不开眼的盟友立威的。
川西集团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对邓名的尊敬上，当领袖不在，顿时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况。又过了几天，刘体纯等人的说客抵达成都后，刘晋戈的态度就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开始声称他是坚决支持委员会决定的，而且还说这是委员会的第一次重要的决策，应该得到良好的执行，以体现整个同盟的团结。
而熊兰则全力反驳刘晋戈，称委员会是为了讨价还价而设立的，即使委员会坚持要出兵，川西也可以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拒绝，大不了赔偿一些货物就是了。正好刘晋戈上次拨给他父亲不少东西，就当预付的好了。
刘晋戈和熊兰的调子越唱越高，部分原因也是他们发现自己无论把口号喊多响都没用，政权掌握在知府衙门的手里，而兵权则在留守四将的手中；刘晋戈不下达动员令、不给拨款，固然军队无法出发；但就算刘晋戈下令动员，只要四个将领不点头，川西水师一样出动不了。现在穆谭和任堂都激烈反对出兵，李星汉中立，周开荒孤掌难鸣。
成都的乱象让夔东集团的使者很失望，在他们看来这就是邓名根基不稳的明证。以前夔东众将不止一次，而且不止一个人建议邓名不要贪多嚼不烂，要安下心认真打造自己的班底，恩威并施，建立绝对的权威。但邓名就是听不进去。虽然邓名仗着自己骁勇善战，让川西集团急速膨胀起来，但内部乱成这个样子怎么使得？这些使者不少还肩负有考察成都情况的任务。川西的快速发展让不少夔东将领都羡慕得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给邓名的建议是否正确，但现在使者们都深信成都模式绝对不值得模仿，如果邓名听不进良言，再继续这样狼吞虎咽下去，不少人都担心川西集团会自己散架。
知府衙门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