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才话一出口，李定国就急忙来打圆场，他并不想对邓名失礼，今天双方首次见面，涉及的话题已经远比李定国想像得要广泛、深入了。
“没关系，没关系。”虽然陈佐才很无理，但邓名没有露出丝毫的愤怒之色，他沉吟了一下，仍然用客气的口气说道：“我有一些想法，估计陈先生听了会觉得很荒谬，但我想‘大丈夫无一事不可对人言’，不妨说出来让陈先生对我的想法有所了解。”
在邓名的理解里，官员就应该无一事不可对人言，比如官员的财产、对政策的倾向、做出决策的依据等，不过未来或许可以用法律强迫官员把这些事情交代清楚，起码要交代清楚一部分，但现在还是只能依靠道德自律。
“对中兴大业来说，最好莫过于大家都对朝廷的命令俯首帖耳，朝廷发出的命令能够得到各路将士不打折扣的执行，只要朝廷一声令下，接到命令的人就不怕牺牲，不计较利害得失地冲上去，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还是要执行。”邓名说到：“如果朝廷治下的百万军民能够拧成一股绳，万众一心，那么赶跑鞑子、光复山河也就指日可待。”
在邓名的前世，随着识字率和科技的发展，专制制度的效率也有所提高。比如二战前的纳粹德国，靠着国民普遍的复仇心理、足够发达的教育系统夜以继日地洗脑、无线电通讯便利加上工业社会的组织性，使得领袖的意志得以贯彻。一个专制国家在五年至十年的时间内，效率可以达到宪政国家的水平。不过即使是工业社会的专制国家，也达不到邓名所希望的效率，信息时代计算机技术大发展后是不是能达到，邓名没有亲眼见过不敢说，反正明朝、清朝都是达不到的。凭着明末现有的技术条件，皇权直接贯彻到县里都很勉强。
陈佐才没吭声，他从邓名的话中嗅到了一丝嘲讽的味道，不过明朝破败到现在的地步，他也没法跳出去说对方说得不对；而李定国则觉得就是如同邓名所说，也未必就能一帆风顺地赶跑鞑子，因为还有指挥不得当的问题，还有粮食的问题以及各种军需品的供应问题等。要是大家都不折不扣地服从朝廷，反而多半会出现混乱，别人不说，李定国自己就不可能按照马首辅的指示来安排军队和生产。
“问题是谁来发号施令呢？如果是晋王，那么别说其他的人，就是我也会担心晋王是不是让我去做牺牲；而建昌肯定也会担心，要是晋王把他们的兵马和军粮都拿走了，然后把将领们都抓起来问罪怎么办？”见陈佐才要张口反驳，邓名急忙主动后退了一步：“我知道我和建昌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愧对皇上和朝廷，对不起祖先父老，但眼下的问题就是这事做不到，就算我和庆阳王做到了，我们的手下还是做不到，虁东众将也肯定不行。反过来说，打个比方——若是朝廷让庆阳王来发号施令，晋王就一点儿不担心建昌借刀杀人、吞并友军然后秋后算账吗？就算晋王公忠体国，我自问还是会担心的，虁东众将也不可能对建昌心服口服。”
“邓提督刚刚还自称是忠臣。”陈佐才哼了一声，不过他并没有像刚才那么激动。邓名说的是大实话，无论如何，肯说大实话的军阀总比借势压人的军阀给人的印象要好一点。
“因此，现在摆在晋王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就是一边挡住吴贼的进攻，一边发兵剿灭建昌，然后是成都，然后是虁东，把凡是不听昆明号令的人都消灭了，最后统帅两省的忠臣义士完成中兴大业；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把建昌、成都、夔东暂时都放在一边，先集中力量对付鞑子，等到收拾了鞑子以后再来讨伐建昌、成都和虁东的乱臣贼子。”邓名所说的就是传统的军阀统一对策，但昆明现在没有剿灭其他明军的实力，甚至难以在满清的军事压力下独存：“对建昌、成都和虁东诸帅来说，眼前的路也是这样的两条。最好的就是剿灭所有不服号令的人，无论是鞑子还是官兵，如果消灭了所有不服的人，自然中兴大业就完成了。”
邓名停顿了一下：“可惜，最好的这条路无论谁也走不成，因为坏的结果有很多种。我们如果互相争斗，除了可能被自己人消灭以外，还可能因为自相残杀，结果被满清钻了空子，把我们消灭了；或者是打败了自己人，把自己人逼得去了鞑子那边；或者是被自己人杀得没有容身之地，不得不去投鞑子求活。”
对抗清联盟来说，联合起来依然是博弈，谁都当不上老大，那么彼此间就是竞争者，失败者的下场会很惨。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竞争者的策略有利于联盟，但不一定有利于自己，个体的最佳策略却对集体有害。
邓名接着说道：“既然最好的路谁也走不通，而且大家都走最好的路的话，大家谁也活不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委员会叫做次好的道路。我们通过这个委员会进行联络，不至于各自为战，可以了解盟友的难处，制定统一的战略，商议战利品的分配。”
“这都是朝廷的事！”陈佐才大叫起来，无论是制定战略还是协同合作，更不用说分配利益，应该都是朝廷的权利和责任。
“但是朝廷办不到，朝廷现在在缅甸哪！”邓名苦笑一声：“我们可以装着互相看不见，谁也不管谁，然后统统被鞑子杀光；或者我们在皇上和朝廷回国前先用这个委员会凑合着，不给鞑子各个击破的机会。”
“这个